k8凯发官网程明，曾用名程相明，1922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现辛集市）程王庄村一个较富裕的乡绅家庭，家有五兄弟排行第三。其父亲程敬斋常年在束鹿县城经商，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到了家乡经营家业，家里有良田90余亩、房产21间、牲畜两头、大车一台、水车两架等，主要从事农产品的生产经营。“七七事变”前，程明在村里初级小学读书，学习认真努力、聪慧机敏，想着将来长大了当教师或像父亲一样经商。

　　“七七事变”后日军相继占领了北平、天津，战火烧到了华北大地，村里的热血青年人为保卫家乡纷纷拿起了武器,拿着大刀、红缨枪加入抗日队伍。程明也辍学参加了革命，于1937年11月加入冀南束鹿县民族先锋队（即青年救国会）作抗日宣传和青年动员工作，在农村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思想、方针，争取更多青年加入抗日队伍。

　　1938年初，日军占领了束鹿县城，加大对周边农村的疯狂扫荡，到处碉堡林立、岗哨密布，抗日活动越来越艰难。县委决定把抗日组织化整为零，程明和部分同志受党的委托回到了五区程王庄村秘密开展抗日活动。这时堂兄程光远（曾在青海新华社任职）、邻居程印堂（党员）也在附近从事地下工作。经他们介绍，程明加入了中国。同年经区委书记李文卿（在解放石家庄时牺牲）介绍到冀南束北三区青年救国会工作。1939年中央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等4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敌后抗日前线，坚持华北抗战。初期主要招收革命队伍里有一定知识的青年积极分子和进步学生。

　　1940年初经县委朱康（曾在天津市委任职）推荐程明到冀中军区报到，同学们集合后冒着生命危险，突破重重封锁的平汉铁路线，终于到达了冀西的华北联合大学，与张英华（曾在总政干部部任职）、张文治（曾在总参三部二局任职）、王延宗（曾在总参二部任职）、同村的张建新（曾在陆军54医院任职）等同学就读于教育学院，但也有个别同学（如同村的冀振庄）看到日伪军的铁桶式封锁，心生无望而放弃这次行动。

　　当年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推行“囚笼政策”，在平汉铁路两侧挖深5米、宽5米的灌满水的封锁壕，沿线构筑网络状碉堡，铁路道口设置关卡等，日军装甲车来回巡逻、夜晚碉堡探照灯不断照射，时而有机枪扫射，给冀中与冀西的往来造成很大困难。经过1年的紧张学习，程明的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特别是记录、书写速度既快，又准确。但是遗憾的是，在离开冀南前，县委组织部长马斌对他说，到冀西去太危险，随时可能被鬼子、伪军抓获，最好不要随身携带入党等证明材料，组织会寄过去。因此，到华北联合大学后，多次写信与马部长联系均未得到回复，直到1943年才经张文治、关克介绍重新入党，这也是程明一生都感到很遗憾的事。

　　1941年日本华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和派遣军总部的作战计划，下达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和“剿共”政策纲要，决定集中重兵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连续“扫荡”。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达69次,万人以上规模的“扫荡”达9次，“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斗争异常激烈，抗日进入艰难阶段。

　　晋察冀司令员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作出了创办抗大附设中学的决定，从冀中地区招收700多名具备高小文化水平的学生，也有部分来自部队的“小八路”（含华北联合大学的学生），以及“边区中学”、“抗战剧社”的学生（学员）、宣传队队员等最多时达1500名，附设中学在着重提高学员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基础上，进行文化教育，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革命人才。晋察冀军区和抗大二分校主要领导高度重视附设中学的建设，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抽调一批忠诚于革命事业的高水平教员，对全体学员进行了正规的军事、文化教育。

　　1941年秋，程明经华北联合大学推荐，与张英华、王延宗等同学结束了在联大的学习来到二分校附设中学。张建新同学则被推荐到白求恩学校学习。附设中学共有11个学生队，其中一、二、三、四、五、六队都是从冀中地区招来的高小毕业生，程明编入七队和八队，七队和八队都是从部队精兵简政下来的“小八路”以及“抗战剧社”的学员等。以后，冀中地区一些“边区中学”的学生也来到学校，编成了九队、十队、十一队。除了上文化课、军事课外，还上外语课，一、二、三、四、五、六队学的外语是英语；七队、八队学的是日语；九队、十队、十一队学的是俄语。学生们的学习、生活完全实行军事化管理。

　　1942年1月上旬，抗大二分校附设中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到会做了重要讲话，在详细分析国内外严峻形势的基础上，鼓励学员们努力学习、拿起武器保家卫国、学好知识建设家乡。二分校孙毅校长、李志民政治部主任兼附中校长等也先后做了讲话。

　　在课程安排上，没用现成的教科书，都是由教员自编教材，既学语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外语、音乐、美术等文化知识，又学射击、战术、游击、搏斗、行军等军事知识。但是，由于日军采取“铁壁合围”、“马蹄形堡垒战”、“鱼鳞式包围阵”等清剿战法，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特别是集结4个师团和2个旅团，共5万多人，动用飞机、坦克和骑兵实施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小米、玉米面断供。

　　抗大二分校附设中学师生过着食不果腹，油、盐奇缺，依靠野菜、草根、树叶充饥的艰难日月，师生们经常把苦涩的黑豆熬成稀粥，加点上山找来的野菜、草根等食用，有时连黑豆稀粥都没有。由于营养严重不良，许多师生患上了疟疾、夜盲症、皮肤病等。但是大家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团结一致坚持文化学习和军事训练，特别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流动性办学，把学习作战理论与反扫荡实际相结合，边战边训，在战火中茁壮快速成长。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日斗争形势，1943年1月要求抗大第二分校返回陕北，并与总校建制合并。按其指示，第二分校高上科（营团级干部的培训学校）、附设中学的师生们编为三个大队（营），分南、北、中三路前往陕北。

　　程明、张英华、王延宗所在的大队走的是南路，南路大队由一、二、七、九队组成大概有600余人，除了附设中学的500多个学生，还有部分高上科学员。高上科学员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基本都是参加过土地革命斗争的红军战士，到敌占区的时候被分配到各个班里作指导，带领程明他们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

　　有一次突围程明因连续高强度行军、营养又跟不上，发高烧“打摆子”走路晃悠悠的，几乎要晕倒，跟不上队伍行军的步伐，后面日军骑着大马在追赶，在这紧要关头，小路边一位“蓬头垢面”、“衣裳槛褛”的大娘不顾自身安危连忙跑过来搀扶着程明，顺手把他推进旁边的小洞里，并用麦草堵上洞口。这时日军已赶到，问大娘看到一个小八路没有，大娘摇摇头，有两个鬼子走到洞口用刺刀往里乱捅，有几刀几乎已刺到程明的胸口，幸运的是鬼子没有发现程明，骂了两句“八嘎”、“八嘎牙路”，匆匆走了。而那位大娘的形象也永远铭刻在程明的心中，成为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之一。

　　南路队伍从陈庄出发，爬山涉水，突破敌人的据点和封锁线，每天要走百余里，经平山小觉镇、渡滹沱河，过山西定襄、晋中等地，翻越云中山、管岑山，抵达晋绥边区岢岚县城，再经兴县渡黄河最先到达抗大总校驻地绥德。随后中路、北路的队伍也相继到达绥德。

　　高上科回归总校留在绥德，附设中学1300多名师生前往清涧县城休整，以后又经延川、延长等地抵达延安。同年5月3日在延安举行欢迎大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出席大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同时指出你们要到劳动中去锻炼，要学军事、学政治，准备打仗。两天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八路军大礼堂接见附设中学全体师生，要求学员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交给学员每人一把镢头、一杆枪、一支笔。

　　几天后学员们离开延安，抵达甘肃合水，与抗大七分校陆军中学合编为新的抗大第七分校。男生编为七分校二大队，在7月下旬抵达甘肃省华池县豹子川，开始了新的学习阶段。豹子川是个人烟稀少、偏僻荒凉的穷山沟，山上和山沟里长满梢林、灌木、荆棘和野草，还有豹子等野兽出没。队伍进入豹子川，住的大多是自己用树枝搭的临时棚子，吃的粮食需到六七十里开外的地方背回来，生活异常艰苦。为解决住宿问题，就要打窑洞，学员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艰苦奋斗精神，在当地老乡的指导下，蹲着或弯着腰挖土，锄头、铲子不够就用手刨，砍树、运木料全靠肩扛人抬,每天汗流浃背、一身泥土，一直干到深夜。经过50多天的艰苦努力,打出窑洞137孔，大家兴高采烈的搬入新居，还修建了一个大操场。

　　程明在二大队队部担任文书，协助大队领导作宣传、写文稿，整理文件、写会议纪要、接待上级领导，以及参与各类文体活动的编排等。自己也学会了拉一手漂亮的京胡，成为豹子川文艺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二大队演出的《豹子川大合唱》、《拴不住》、《勇敢的报童》、《小放牛》、《难民曲》、《劳军花鼓》等节目真切感人，深受学员们欢迎，教育效果很好。同时，程明作为班长带领全班学员积极投身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开荒种粮、种菜，养猪、养羊等，还就地取材用桦树皮制作饭盒、斗笠、墨盒，自己缝衣服、打毛线、做鞋子、做毯子等，忙的不亦乐乎，但充满朝气、斗志昂扬。多年后，程明还以会拉京胡、打毛线、缝衣服而悠然自得。

　　经过大生产运动，七分校二大队的粮食、蔬菜都实现自给，肉类、油类基本自给，学员们的身体素质大大增强。七分校二大队在豹子川，养活了自己，学好了文化、提高了军事素质。1945年4月在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程明奉命调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机要七科担任译电员并兼任党小组长，提前结束了在抗大七分校二大队的学习生活，再次从豹子川来到延安。在紧张的战争年代，译电员责任重大，工作任务繁重，在范理（曾在总参三部任职）等战友的指导下边学习专研、边工作，困了闭下眼，睁眼就学习和工作，根本没有休息时间。

　　在部队发报员负责接收和发送电报，而译电员则承担着将电文转化为加密电码或解密密码，将电码转成明文的重要任务。他们既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基础，熟练掌握各种加密算法，确保信息传输的安全性和保密性。又要参与情报分析，从复杂的通信环境中对收到的电报内容进行分析，为军事决策者提供重要的参考。因此译电员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1946年中旬，军队公然发动内战，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

　　同年6月，程明奉命调任二局译电员，在冯维精（曾在总参三部任职）科长领导下从事密码破译、情报收集等工作。1947年3月，军集中34个旅25万余人，围攻延安。以主席名义发布关于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战时紧张，程明奉命调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任彭德怀司令员的机要秘书（机要副股长），冯维精、张文治、赵润溥（曾在原昆明军区司令部任职）、郭德存（曾在原昆明军区三局任职）、刘忠堂（曾在原昆明军区三局任职）等战友也在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从事机要工作，跟随彭总转战，程明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获小功（相当于现在的二等或三等功）两次。1950年2月调到华东海军司令部任机要组长，同年6月又调到外交部任机要秘书股长，在办公厅副主任周竹安直接领导下工作，从此程明告别了培养自己成长、一身都挚爱着的火热的革命军队。

　　注：程士建（程明的儿子）供稿，根据程明的回忆录，并参考了战友黄荣忠（曾在原后勤部任职）、张英华在豹子川的回忆录等资料整理。

　　老一辈革命家，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放弃家里优越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为了信念而战斗，不畏艰苦，不怕牺牲，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非常值得我们怀念和敬仰！我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有了老一辈革命者无私的奉献。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的殷切希望，为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向英勇的父辈致敬，向您鞠躬，您的的伟大业迹，将撰写在中国历史的长卷中。[比心][比心][祈祷][祈祷][赞][赞]

　　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刻，父辈们不惧生死，奔赴延安，为拯救民族和国家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用鲜血和生命书写出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令人敬仰和永志缅怀！[赞][赞][赞][祈祷][祈祷][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