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式维权”思维定式,回归“长期合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模式本源。作为深耕基础设施投资运营领域的法律从业者,笔者结合实务经验,从法律定性、谈判策略、政策落地、司法兜底
PPP存量项目争议化解的首要前提是厘清PPP项目合同的法律性质,这直接决定了争议解决路径的选择。若程序误判,将延误当事人维权时效甚至导致权利丧失。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司法实务裁判规则,PPP主合同的行政协议属性已成为司法共识,其因政府为履行公共服务职能而签订、兼具公共性与合意性特征,争议原则上应通过行政诉讼解决,这一定性直接决定管辖法院、举证责任分配等关键规则。
同时,PPP存量项目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需严格区分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边界,对于联合体内部的履约纠纷、社会资本方与项目施工单位、设备供应商之间的施工、采购合同纠纷,以及项目公司内部的股东纠纷等,因不涉及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为纯民事争议,应通过民事诉讼或仲裁方式解决。
实务指引:争议苗头出现后,第一时间启动争议预化解流程,委托熟悉行业的专业律师对项目进行全面尽调,梳理项目合同履约的基础事实,对争议类型、协议性质进行全面评估并出具专项法律意见,精准划分行政与民事争议边界,明确最优解决路径,从源头规避程序错误导致的权利丧失。
PPP存量项目的公共服务属性决定了争议化解的核心目标并非“非赢即输”的单一裁判结果,而是应努力实现“项目不停摆、服务不断供、投资有回报、财政可持续”的多方共赢,这也让谈判成为争议化解的主战场。但政企谈判并非简单磋商,需建立标准化启动流程、找准核心博弈筹码、设计适配性解决方案,让协商从“被动应对”变为“主动布局”。
谈判成功始于精细准备,社会资本需以正式、合规的方式启动协商,主动对接政府内部协调机制,具体遵循“正式发函—申请专班—提供可落地方案”三步法。社会资本应主动向合作政府、实施机构、财政局、审计局发送协商解决PPP存量项目历史欠款(或合同履行)争议的函件,附付款明细、绩效达标报告、财政预算纳入证明等核心证据,书面主张权利并固化案件事实。同时,应申请组建地方政府各部门主要领导参加的PPP存量项目风险化解专班,实现跨部门协调,避免“踢皮球”式协商困境。并且,应避免仅强调“立即付款”这一单一诉求,而需站在政府财政能力、预算、审批程序的视角,设计一套“能审批、能过会、能入预算”的菜单式解决方案,降低政府决策难度。
从笔者参与的项目实务来看,各地方政府均有解决类似争议的明确愿望。但基于专业人员配备不足、处理方式简单粗暴、担心责任划分不清、还款资金来源等等原因,在面对社会资本方或项目公司不断提出的“还款”要求时,更多的是采取了推诿、躲避、“你去告吧”这样的处理方式,更进一步损害了社会资本方的权益,也在政企之间制造了新的矛盾。特别是央国企投资的存量项目,合规推进工作是各方的一致诉求,因此,社会资本方应主动、合规地启动谈判,邀请金融机构共同参与,提供可落地、可执行、可审计的实操性方案,这是打破目前对抗性僵局的关键。
谈判的本质是筹码博弈,社会资本需围绕法律、政策、社会影响、替代方案四大维度,梳理依据,在“事实清楚、于法有据、有解可寻”的基础上启动协商。以合同约定、绩效达标记录、财政预算纳入文件为核心,明确政府方违约事实与法定义务,筑牢法律依据根基;依据国办函〔2025〕84号文“对运营良好但支付困难的项目,应通过再谈判支持”等政策的规定,让政府协商行为有政策可循;客观阐述项目停摆对民生保障、公共服务供给的负面影响,推动政府从“财政视角”转向“公共服务视角”看待争议化解;结合地方财政实际,提出兼顾双方利益的替代方案,让政府方看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非单纯的资金偿还压力。
社会资本方需结合当地政府的财政状况与项目实际,针对政府拖延付费这一核心争议设计差异化的解决方案。如,对于已拖欠款项可制定3-5年的分期支付方案,采用“前低后高”的支付节奏,缓解政府短期财政压力,同时明确每期付款细节与逾期违约责任,兼顾财政流动性与收回投资的可行性;可依据国办函〔2025〕84号文制定专项债置换方案,推动政府将欠款纳入专项债发行,以省级专项债资金实现清偿,从根本上解决“付款无资金”问题,强化合规还款依据;针对财政压力大但有优质经营性资源的地区可考虑资源补偿方案,由政府划拨停车场、广告位、闲置国有资产,社会资本以运营收益抵偿欠款,变“现金支付”为“资源置换”;针对运营状况良好、未来现金流稳定的项目可考虑延长合作期,在保障公共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协商延长特许经营期,以未来运营收益抵偿历史欠款,实现“时间换空间”。
实务指引:谈判阶段律师可承担“策略制定者+证据梳理者+方案设计者”三重角色,必要时与第三方咨询机构、审计单位配合,共同梳理证据、寻找依据,界定双方责任,结合地方财政与政策要求量身定制谈判方案,全程参与与金融机构、施工单位、政府方的协商并把控节奏,将各方口头约定及时固化为书面文件,避免协商无果和证据灭失。
国办函〔2025〕84号文是化解PPP存量项目争议的核心政策文件,其明确了三大支持措施:一是允许专项债资金支付PPP存量项目历史欠款,落实化债资金来源;二是要求将PPP存量项目付费足额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和中期财政规划,从制度上保障支付;三是鼓励通过再谈判调整合作机制,为各方协商提供政策空间。
2025年各地也相继出台规范PPP存量项目与化债的相关政策,如云南省制定的《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存量项目建设和运营实施方案》(云政办发〔2025〕52号,2025年12月2日)、陕西省财政厅做出的《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存量项目建设和运营的通知》(陕财办〔2025〕19号,2025年12月26日)、武汉市交通运输局网站2025年4月13日刊载的《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存量项目建设和运营有关问答》等等,这些政策并非原则性的规定,而是具备强实操性的落地工具。PPP存量项目的争议化解中,需精准把握政策导向、打通落地流程,让国家及地方政策从“纸面上的支持”变为“实操中的资金与制度保障”。
结合政策要求与实务流程,笔者建议社会资本方做好两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编制并向政府方提交《专项债资金用于PPP存量项目欠款清偿的申请建议书》,明确项目基本情况、欠款金额、绩效运营情况、资金使用计划、还款保障措施等核心内容,附绩效报告、预算纳入证明等佐证材料,核查各份文件以符合专项债发行要求,提高审批通过率;二是推动欠款纳入下年度本级人大审议的财政预算草案,利用财政预算的法定性,降低“拖延支付、新官不理旧账”的风险,让政府付款义务具备法定约束力。
实务指引:律师需协助各方深入研究国家及地方PPP存量项目化债政策,精准把握实操要点与审批流程,协助社会资本编制合规的政策申请文件,对接金融机构、财政、人大等相关部门,同时密切关注地方财政预算编制时间节点,提前布局预算纳入工作,避免错过年度申请节点。
以谈判为主导并非放弃司法途径,相反,充分的司法准备是推动谈判成功的重要后盾。鉴于市场上大多PPP存量项目争议已进入僵持阶段,目前化解纠纷的理想状态是“多措并举”“以诉促谈”,及时启动司法程序向政府方传递维权的决心与能力,同时利用好省级财政、工信部、国务院的债务清查工作机制,倒逼当地政府积极协商。
结合PPP协议的行政协议属性,行政诉讼成为司法兜底的核心方式,其在举证责任、诉讼成本、管辖法院等方面均适配PPP存量项目争议解决需求。通过行政诉讼推动纠纷实质化解在实务中有明显优势,首先是举证责任倒置,由政府方对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大幅降低社会资本举证压力;其次是诉讼成本极低,案件受理费50元,远低于民事诉讼,降低维权门槛;再次是管辖法院级别高,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为被告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从审判实践及实质化解纠纷来看更具权威性。
PPP存量项目启动司,其目的并非仅为追求“胜诉”和“胜诉后执行”的法律结果,更多则是推动实务工作中的等、靠、躺、拖等不正常现象,结合司法实务中社会资本方“赢了判决、拿不到钱”或者落入“被告主体不适格”“复议前置”等程序空转的困境,诉讼目的、诉讼路径、执行策略均需提前规划,以诉促谈、以判促付,配合法院开展各项纠纷实质化解举措,力争满足完成竣工验收、确认项目总投、降低融资成本、明确支付期限等社会资本方和政府方的共同诉求,从对抗走向共赢。
实务指引:诉讼目的应为以诉促谈,法律、咨询、审计等第三方机构共同协助政府方、社会资本方、金融机构明确各自的利益边界,按照项目实际情况评估政府还款能力、结合市场项目惯例给出融资利率的调整建议,及时固定各方意见,为各方的内部决策提供理论、政策和实践经验支持。要求法院出具调解书,若政府方拒不履行,可申请将其纳入政务失信名单,借助评优评先限制、信用评级下调等惩戒措施,倒逼其履行付款义务;同步向当地人大、审计部门、财政监督部门反映政府违约行为,形成“司法+行政”的多维监督压力,推动判决落地执行。
PPP模式的初心是政企长期合作,争议解决也必然应区别于民商事纠纷。当前存量项目的各类争议,本质上是财政压力与制度缺位叠加的产物,项目各参与方回归合作初心、共同构建系统性解决方案,方是破局关键。
笔者始终认为,PPP存量项目争议的真正破局,不在于哪方赢了官司,而在于谁能率先提出让政企双方“愿意接受、能够执行、敢于签字”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唯有政企协同、专业赋能,以法律为基础、以政策为依托、以合作为核心,才能让PPP模式回归本源,既化解当下的争议,更实现“项目有活力、投资有回报、财政可持续、民生有保障”的终极目标。
大成律所高级顾问 / 大成工程与基础设施行委会联合牵头人 / 大成房建与能源专委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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