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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 超越网络治理:数字时代跨部门应急协同的困境与突围
栏目:k8凯发集团 发布时间:2026-03-14
 管理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行政问责、应急管理。  引用:杨帆.超越网络治理:数字时代跨部门应急协同的困境与突围[J].理论与改革,2026(1).  跨部门协同是应急管理的重要方式。2018年,应急管理部成立,随之整合了其他11个部门的13项职责,涵盖安全生产监管、民政、消防、国土资源、水利、农业、林业、地震、防汛抗旱等多个领域

  管理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行政问责、应急管理。

  引用:杨帆.超越网络治理:数字时代跨部门应急协同的困境与突围[J].理论与改革,2026(1).

  跨部门协同是应急管理的重要方式。2018年,应急管理部成立,随之整合了其他11个部门的13项职责,涵盖安全生产监管、民政、消防、国土资源、水利、农业、林业、地震、防汛抗旱等多个领域。2021年,《“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提出,“强化部门协同。……发挥好应急管理部门的综合优势和各相关部门的专业优势,明确各部门在事故预防、灾害防治、信息发布、抢险救援、环境监测、物资保障、恢复重建、维护稳定等方面的工作职责”。当前,在国家层面,应急管理体系呈现出以应急管理部为牵头单位,各部门配合协作的特征,形成一种融合科层体制与网络协同机制的复合型治理结构。然而,在地方层面,牵头部门的权威、响应部门的特征、应急事件的特性等,都会影响应急协同的实际效果。部门之间的联动响应、资源统筹与权责划分仍面临诸多挑战。

  应急管理中的跨部门协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二是职能部门与市场和社会等非行政力量的协同。这两种协同被形象地称作“内网”和“外网”,应急管理部门处于网络的关键节点,整体上发挥领导、指挥、协调的作用。本文着重探讨“内网”中的协同问题,审视部门协同面临的困境以及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思路,并不着力辨析两类协同的关系与各自的特征,也不否定面向社会的应急动员的价值。

  “跨部门”“应急”“协同”的组合,常被用作规范性的倡导,现实中却又经常出现“三难困境”(Trilemma),也就是三者难以同时达成。其一,“跨部门”与“应急协同”失配。处理突发事件时,部门各自为政,受行政权威、职责边界、资源权属、内部层级关系和管理规范的影响,牵头机构难以实现统一指挥。其二,“应急”与“跨部门协同”错位。应急管理强调快速响应,而跨部门协同重在信息共享与达成共识。面对目标上的分歧,部门不易定位自己的角色,使协同流于形式。其三,“协同”与“跨部门应急”冲突。组织间的“协同”关系一般体现为制度化、常规化、可预期的合作规则,多部门共同应对突发事件则需根据现实情况变化来调整工作方案,新情况与旧规则的冲突难以避免。可以看到,上述“三难困境”分别指向应急协同中组织的行政权威、角色定位和制度约束。为克服这些困境,仅从科层内部着手,通过更新或优化职能部门管理方式(如引入责任清单、完善考核机制、强化指挥链条),往往难以奏效。本质上,“三难困境”是应急管理的客观需要与现代行政体系的内在运行规律不匹配产生的悖反现象。

  近二三十年,网络治理理论兴起,为学界审视部门间协同关系提供了诸多启发。网络治理强调的去中心化、多元主体互动和动态适应性,与应急协同所需要的灵活性、多主体性等理念高度契合。然而,在应急管理研究中,“网络”与“协同”的关系并不清晰。与此同时,采用网络分析的工具,研究者常将组织协同等同于建立形式化的连接关系,进而以描述网络特征来替代协同机制的分析,过度强调网络的整体性与结构性,弱化了协同过程中协商与决策的作用。“网络”逐渐成为描述复杂治理形态的标签,出现内容虚化、隐喻化的风险。

  本文探讨的网络治理有两层含义:其一,作为理论范式的网络治理;其二,作为隐喻的网络治理及其分析方式。

  网络治理是一种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治理范式,它强调在市场和科层之外开辟第三条道路,主张多元主体围绕相同目标建立复杂、有序的合作关系。各主体平等协商、分工确责,共同完成治理活动,实现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与自我约束,最终在持续互动中形成稳定的状态。在网络治理的范畴下,出现了一批相互关联的概念,如政策网络、治理网络、组织网络、技术网络、协同网络等,相关研究还辐射到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

  尽管在不同的语境下,网络治理的含义有所区别,但其基本理念却大致相近:其一,多个相互依存的主体均具备参与协商的权力,单一部门无法垄断决策权。各主体在缺乏强制指令时,通过沟通和谈判达成共识。政府作为“元治理者”,通过设定规则、配置资源、引导议题等方式发挥间接的引导作用。其二,不同治理主体(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等)各自拥有独特的资源、能力与信息,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其三,松散关联的主体间关系弱化了刚性的制度控制,接纳非正式规则(如社会规范、惯例),使得治理方案具备较强的弹性与适应性。

  网络治理常被用来指代那些跨部门、跨机构的复杂治理结构。由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普遍存在,而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三者中一方的短板往往对应另外两方的优势,因此人们常常寄望于建立多领域的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在动态变化的治理环境中,政府的确难以完全掌控所需的资源与决策信息,尤其是在应急管理中,通常需要与其他主体配合,保持灵活性与适应性,这与网络治理的理念高度契合。

  然而,网络治理理论兴起不久,就有学者担心这一领域的研究脱离事实、沦为隐喻。稍后的一些研究也在理论推演和事实层面质疑网络治理相关主张的有效性、可问责性与合法性。依据网络治理的假设,政府与社会的大量合作是通过政府向社会授权来开展的,政府自身具有局限性,需要外援。当政府因能力不足,不得不与企业和社会组织分享权力时,得到授权的这些主体却可能利用此机会转嫁问题,表现出“代理俘获”的现象。若政府本身监管能力薄弱,将部分职能委托出去,那么当私人领域也失败时,政府也无力重新承担这些职责,毕竟政府最初就是因无法胜任这些事务才选择委托。因此,期待政府、市场、社会可以自动地充分合作、相互匡扶,或许仅仅只是一种自媚的想象。用授权关系或委托代理理论审视中国情境下的政府—社会关系,是否合适,值得商榷。但上述情况至少表明,网络治理虽能提供多主体合作的美好图景,却未谨慎对待实现这一美好图景的手段。

  应急协同的研究常聚焦概念建构、总结实践模式,或采用网络分析的工具开展实证研究。在中国知网上,以“应急”+“协同网络”为主题展开检索(检索时间:2025年7月26日),可得42篇论文,其中的24篇采用了网络分析的方法或相关模型。

  2022年,有学者分析了58篇发表在国际期刊上,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应急管理的论文,发现研究的内容重点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协同网络的影响因素,如组织的内部管理因素、情境特征、组织间合作的历史以及组织的相似程度等;二是网络的特性,如网络规模、结构、关键行动者、密度、中心度等,这些也是网络分析中的经典指标;三是网络的功能,比如网络的绩效表现、预期功能和非预期后果等。绝大多数研究在谈及局限和未来展望时,都会提到一个观点:仅关注网络形态本身是不够的,今后研究需超越“描述”网络特征,探索网络内部的微观结构和动态变化的成因。换句话说,研究要从“描述”向“解释”过渡,也要从整体性的结构分析转向微观的互动细节。这一呼吁自20世纪末网络治理兴起以来,就被不断强调,说明从“描述”向“解释”的过渡并不顺畅。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网络研究本身的取向有关,一言以蔽之:作为隐喻的网络分析偏重建立理想模式,又急于呈现整体的观察,最终难以深入行动过程的内部。

  网络治理尊重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协商与专业优势,丰富了我们对治理模式多样性的认识。然而,过度强化隐喻性的描述和倡导,而对协同过程和行为关注不足,会使得研究结论浮于表面或陷入逻辑循环之中,这对应急协同的研究而言,更为棘手。应急协同工作往往面对高度的不确定性、高风险和高时效要求,仅依靠网络的结构性视角,难以刻画和解释多部门协作中权责划分、资源调配与社会动员的逻辑。

  使用网络分析的研究常常致力于构建“中层理论”,而一旦涉及“解释性”的研究议题,分析单位便更换为个体、群体或组织,剖析行动者属性,而非网络自身特征,甚至使用还原论的方式将叠加的行动者属性视作网络特征。一旦抛开行动者属性,直接聚焦网络,研究便重新回到描述性分析和类型学建构中,通过归纳节点—关系特征来刻画网络结构。这类研究通常并未明确指出自变量和因变量,无法上升到因果分析层面。由此可见,网络分析的传统难以直接触及“协同”关系的核心,无法有效阐释不同主体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的互动过程和其中隐藏的客观规律,而这些过程和规律恰恰体现了组织的行政权威、角色定位和制度约束的方式与强弱,是决定协同网络形态和适用性的关键。

  组织间协同的关键不在于维持某种合作的状态,而在于围绕统一的目标采取行动。在应急情境中,时间压力与不确定性会迅速放大组织面临的风险,单纯的协作意愿或关系强度并不足以保证行动上的响应。因此,组织内部为应急协同所做的准备、组织在功能上的互补关系、协同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应当成为理解跨部门应急协同的关键要点。

  已有研究主张突破部门分割,打破信息孤岛,令协同关系具备整合资源的潜力。规范性的倡导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各个组织内部是否具备支撑协同任务的条件。在实践中,组织之间能否高效协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自身是否具备参与协同所需的条件。应急失灵的表现大多与组织、技术、情报、适应性等方面的协同准备不足有关。

  组织内部的协同准备涉及多个层面。在制度层面,组织内部的常规管理制度需要与应急管理的规则对接起来,为组织实现“平急转换”提供依据。面对突发事件,组织成员能够依据规则迅速切换角色,转变工作模式,建立以任务为导向的应急工作机制。在能力层面,组织需配备能适应突发任务的专业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定期开展应急协同演练和技术培训。在规范层面,组织需要提前营造参与大范围应急协同的行为规范与预期,减少角色转换时产生的认知失调。

  一个准备不足的组织造成的成本需要多个组织来承担,甚至决定了协同绩效的顶点。不同组织的准备情况及其对协同绩效的影响,也很难用传统的网络分析的方法来刻画。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假设存在A和B两个网络中心度较高的组织,A组织虽然被纳入协同体系,但内部职责划分混乱,未制定明确的应急响应流程,而B组织的成员参与应急工作的积极性较高,却缺少相关的经验与能力。表面上看,A和B各自均占据了组织网络的关键节点,与其他组织建立了形式化的制度关系。在网络分析中,A和B都能贡献特征值,但数据结果显然并不能证明A和B对实现应急目标起到了积极作用。分析表面性的连接关系甚至会掩盖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组织和相应的行为,对应急决策造成误导。举例而言,在某城市应对洪涝灾害的工作中,若乡镇未配备熟悉应急预案的工作人员,即便职能部门将防汛准备各环节的关键指令迅速传递下来,乡镇或所辖村庄也很难有效地处理相关信息,无法及时响应。

  将网络作为分析单位,往往默认组织内部为协同做了足够的准备,因而容易将治理关系简化为各节点之间静态的连接关系。实际上,各个组织内部的准备是否充分,应成为判断跨部门协同是否可行、是否具备持续性的重要标准。只有每个协同单位内部形成清晰、完备的“平急转换”制度,在常态化管理中培养协同行动能力和规范,跨部门协同才具备可行性。

  组织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在所难免。组织生态学认为,一个组织若想在特定环境中存活,就要找到合适的、难以被其他组织轻易取代的生态位。组织在复杂环境中并非单纯被动地适应变化,而是通过建立独特的功能属性和专业边界,降低自身与同类组织的竞争,提高生存概率。生态位的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应急协同中的组织间关系。

  在一个协同网络中,组织所处的“实际”的位置和“应该”所在的位置不一定完全重合。网络分析中的节点密度、中心度等结构特征,固然有助于描绘组织间的实然关系,但也容易使研究者误把“实然”当作“应然”,急切地论证一个组织理应处于它目前所在的位置。正因如此,许多研究倾向于过度解释或合理化现实中的组织网络结构,将经验数据揭示的网络形态视为结构性力量推动下的必然结果。这样一来,既无法检验应急协同网络是否形成可持续的稳定结构,也无法判断不同节点上的组织是否具备协同能力与专业分工基础,还降低了对现有网络结构进一步优化的可能性。

  应急协同的有效性不等于形式化连接关系的叠加。与描述应急协同网络的结构特征(如网络密度、节点数量与空间分布等)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分析占据不同网络节点的组织所处的生态位是否具有独特性,能否与其他组织在功能上实现互补,以及在响应速度、职责承接、专业处置、信息共享、资源调配、冲突协调等方面的行动能力。当前,关注并辨析应急网络节点功能的实证探索为数不多。事实上,某些组织尽管处在关键节点,但若其功能与其他组织高度重叠,而另一些拥有关键专业能力的边缘组织又因制度壁垒或信息封闭而被排除在协同之外,势必会造成协同资源的错配,从而降低协同效率。

  网络治理的研究曾高度重视协同网络的规模效应,与之相关的假设是:网络规模越大、边界覆盖越广、参与主体越多,组织的协同治理能力就会越强。网络规模“大而美”的取向尽管并不否认不同组织资源整合的重要性,然而它却无法直面行政效率与决策的包容性、组织内部与外部合法性、灵活性与稳定性等关系之间的张力。协同网络规模持续扩张,不一定带来积极的作用,同样也会提升集体行动协调的成本、模糊责任边界、降低行动的一致性。尤其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时效性要求较高的情境中,决策迟缓、责任推诿造成的风险更加显著。

  真正高效的跨部门协同,依赖的不仅是组织之间表面的互动,更是能力上的适配。一线应急任务通常时间紧迫、任务聚焦,倚赖少数组织“小而紧”的合作关系。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同样需考虑交易成本。一旦少数组织基于某类应急任务建立协作关系,就意味着各方要付出可观的协调成本、信息沟通成本以及建立信任的成本,互动中的成本不会随任务变化而自动消除。相反,成本结构会固化合作方式,致使各个组织难以实现快速的任务切换和灵活重组。跨部门协同需要在有限的组织主体中谋求深度互补与高效协作,无法随意拼接、任意组合。在协同关系确立后,组织之间能否形成专业能力上的互补,将直接决定协同的效率。例如,负责现场指挥的组织与具备数据研判能力的部门形成稳定的配合,实现信息与决策的闭环。

  在实践中,一旦形成协同网络覆盖范围越广越紧密越好的思维定式,决策者就难以关注少数组织之间是否形成了深度协作,而后者在实践中更契合应急管理所需的组织间关系。例如,技能互补性、分工透明度、流程衔接效率、外向支援能力、复盘学习能力、资源复用能力、角色调适能力等指标,可作为参与应急协同的任务型组织常态化建设质量的评价标准。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跨部门应急协同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数据驱动的决策全面优化了组织间的关系建构;算法赋能的智能决策实现了组织任务与权责的精准匹配,实现生态补位;而集成式指挥平台主导的在地化协同,为减少应急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提升应急体系抗风险的能力和韧性创造了条件。

  对于大多数组织而言,在组织内部设定好各类协同条件后再开展工作已不太现实,而且某一类组织协同的条件也未必适用于其他情况。当前,数字化技术为实现动态调整的应急准备提供了条件,这也间接地提升了参与应急工作的各个组织为协同而开展准备工作的能力。

  其次,数字技术能重塑组织内部业务流程,化解科层壁垒造成的响应迟滞。部门内部的信息孤岛和流程断点会阻碍协同工作,应急管理的动态过程和复杂环境要求应急情报随时更新。单纯依靠上级政府提高问责的压力来推动下级组织协同,效果有限。统一数据底座和数据对接标准等技术手段可以成为重塑组织协同关系的基础条件。在一些地区,各业务系统(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城市基础设施部件管理系统、网格化管理平台)的数据已统一口径,实现高频、多向、无损的闭环式流转。当市民通过热线报告问题时,数据能实时同步至相关管理部门,并自动触发内部的任务派发与资源匹配流程,形成联动的闭环。部门内部效率提升的同时,参与跨部门协作的主体也能感知到合作部门的内部状态,通过共享数据,实时了解各方任务进展和资源占用情况、精准对接,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等待或重复劳动。

  最后,数字技术赋予关键部门精准配置应急资源的能力,为各类组织提供准确的情报。传统资源配置依赖决策者个人的经验判断,效率低下,难以适应突发事件瞬息万变的动态需求。人工智能介入的决策可以实现资源的精准画像、情景感知与智能调度。通过构建专业人员技能标签库,基于专业资质、培训记录、历史实战数据、物资动态库存与地理分布数据库、专家智库中的专业建议与其他终端可调用的数据,采用分布式决策结构,在灾情发生时,为应急行动小组精准推荐专业人员、最近的应急物资仓库、可调度的专家团队。相应地,物联网(IoT)设备的应用,如对无人机、应急车辆、救援设备实时状态与位置数据的监控,在实际救援中可提高资源的可感、可知、可控性,对应急目标实现精准拆解和管理。上述技术应用即将淘汰传统部门间单向、多次沟通、协调的方式。分布式数据决策的成效可以直观地体现为组织专业性的提升,同时它也是跨部门动态协调方案持续升级的基础。

  应急决策智能体还可以客观且精细化地拆解复杂的应急任务,依据突发事件的类型、发生规模、影响范围、应急场景所需的专业技能等因素厘定部门权责,甚至发现人工难以捕捉的权责脱节的证据。例如,在某次大范围停电事故中,应急决策智能体自动采集供电部门的抢修数据与市民服务热线的故障报修数据,推断政府部门之间潜在的信息不对称或调度失灵等问题的发生概率,从而为优化信息交换协议提供建议。数字平台也可以通过智能合约与分布式账本技术来维系去中心化的决策,使得每个组织的行动和决策都会留下不可篡改的时间戳,为自动确证组织是否履责提供支撑。

  尽管从人的感知来看,同一平台上不同的智能体的决策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但实际上,辅助应急决策的智能体在处理和分析多源异构数据上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智能体之间的关系。单个智能体通常只能在局部空间中发挥作用,而处理复杂的突发事件则需要汇总多个模型输出的结果。由于参数设定和功能定位的差异,不同模型的结果如何有效地整合在一起,仍存在探索的空间。在实践中,瞬息万变的突发事件也有可能突破既定模型的算法,一些未被纳入模型的参数也会对结果产生影响,这就需要预留人工介入的窗口。因此,实现跨部门的组织协同关系越来越依赖决策平台中各个智能体之间的协同,而智能体的协同则需要以服务在地化的应急管理目标为导向。

  与前文反思的“网络治理”依赖静态结构指标、规模至上的取向不同,本节强调的突破结构性指标,着重关注数字技术如何促进跨部门应急协同的在地化发展。受“小数定律”启发,组织间的协同关系容易趋于固化,考虑到行动成本,全域整合、无限联通的技术理想难以实现,或者说,即便在技术上可以实现,综合考虑下来,成本若远超收益,也不具有实用价值。在现实中,真正有效的协同往往依赖于数量不多、配合稳定、互动频繁的关键组织之间形成的稳定的协作。应急体系针对性部署现实中的关键协作单元,而非以覆盖一切关系为目标,这是提升抗风险能力的关键。与通用型平台全面整合各领域功能和目标的做法不同,在地化的系统构建更强调对实际协作关系的还原,围绕真实世界中出现频率高、协作任务重的典型事件来搭建核心的协同模块,将不常见的事件设定为边缘模块。

  在搭建应急决策系统时,政府可以将事件(类型)模块化,将事件中的组织间的关系强度作为核心变量,借鉴渐进主义理念,以实际发生过的跨部门协作数据为素材,进行智能体建模和政策仿真训练,无需考虑所有可能的互动关系。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有限的注意力集中在关键少数部门为应对特定突发事件形成的协同关系上,避免部门主义产生过强的阻力,或单一智能体的失灵造成的风险。例如,在应对洪涝灾害或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掌握现场处置、资源调度与舆情管理等职能的部门之间常常形成固定的行动流程,集成式指挥平台在引入智能体时可以着重优化三类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协议和职责关系,给予智能体依照现实情况来调整部门行动的权限。集成式指挥平台可将特定区域的应急资源(人员、设备、物资)、环境数据(气象、地理信息)、风险源信息(化工企业分布、高危场所)以及实时事件动态(交通疏散、资源配置、事故发生或溢出的概率)进行全要素的数字化映射。参与协同的核心部门,如现场指挥部门、专业救援队伍和地方管理机构,可以在智能体的决策辅助下,获得执行任务的方案和临时的紧急权限,并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动态调整。依托集成式指挥平台,决策者能看到专业救援力量的实时位置和可用资源,救援队伍能即时获取现场环境的精准数据,地方管理机构能掌握受影响区域的人员分布和疏散路径。决策者和执行者在同一平台上开展工作。

  再次强调,设定统一的数据模块、信息对接标准和智能体交互协议,是推进基于平台的应急协同的第一步。虽然表面上看,设定模块和标准不是技术难题,但却会受到部门和职责壁垒的限制。只有尽力走好第一步,后续的平台建设工作才能顺利开展,跨部门的组织协同才能因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惯性而步入正轨,获得稳定发展的基础。否则,数据上传与流转的方式、字段、格式、口径、颗粒度不统一,会持续强化各部门以专业和职责为由设定的组织壁垒,也会成为部门拒绝使用平台的理由;甚至出现某些部门将耗资巨大的平台仅视作向外行展示酷炫动画的工具,同时又指责技术滞后、不适用于当前工作的情况。为了避免行政排斥技术的惯有逻辑,在建设多部门共用的集成式指挥平台之初,地方政府就应强制要求所有接入系统的部门(如消防指挥系统、医疗急救调度系统、公安警务系统)采用统一的数据模块、信息对接标准与智能体交互协议。当消防部门的现场指挥系统通过物联网设备回传火场内部温度、烟雾浓度等数据时,这些数据能自动、即时地被医疗急救调度系统解析,用于评估伤员救治需求,并匹配最近的专业医疗资源。同样,交通部门的管制指令也能自动集成、分析和调配现场救援路径规划系统。原本需要大量人工协调和转换的磨合成本,前置到系统设计和技术开发阶段,将自然人之间的协作转换为不同机构的智能体之间的协作。

  作为理论范式,网络治理曾提供了描述组织间关系、提炼组织协同演化规律的一系列启示,但对理想模式的倡导逐渐沦为廉价且俗套的主张,内容虚化。政府、市场、社会各自的优势并不必然带来功能上的互补,多元主体的有效合作仍需满足若干前提条件。作为隐喻,“网络”可被用来形容组织间复杂的连接关系。随着实证研究的日渐深入,网络分析也出现了一些局限,研究者依靠静态的结构性指标,将组织之间的连接关系视为实质的合作,或者把某个时点的组织网络形态视为固定不变的模式,如刻舟求剑一般寻找背后的结构性因素。

  为了超越网络治理的基本主张,克服网络分析的局限,本文着重反思了跨部门应急协同中的组织关系,提出重视组织的协同准备、协同关系中的生态补位、组织协同中的交易成本三个方面;之后,结合数字技术的进展,从数字技术介入应急决策、权责匹配、在地化的协同模式等方面,思考了应急决策如何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突破组织能力、功能和成本等方面的限制。为了激发更多学理性的思考,也为接下来的实证研究提供启发,本文接下来将提出四组研究议题,分别从制度更新、技术定位、伦理风险与情境适配等维度,勾画数字时代跨部门应急协同的发展规律。需要说明的是,这四组议题并非严格互斥,只是在关注点上各有侧重。

  议题一:跨部门应急协同中的数字化转型与制度支持的关系。在应急管理领域,实践往往先于制度。新技术的快速部署往往快于支撑技术的制度保障。参与一线工作的组织和个人为了解决遇到的问题,主动或被动地引入数字技术,边做边摸索,以解决现实问题的定位来提炼、更新实践方案。然而,在解决现实问题时,组织的制度规则虽常表现出“不完备性”,但却难以在短时间内发生明显变化,表现为路径依赖下的以“求稳”为特征的负反馈系统。在组织变革中,成员分化为前端和后端两股力量,前端更新快、后端反应慢,前端质疑后端适应变化的能力不足、因循守旧,后端指责前端标新立异,缺少解决问题的经验,在操作中缺乏稳重的心态与规范性。在应急管理领域,上述张力更为突出,并且制度化的管理体系本身就难以捕捉风险的全貌,制度与情境的差距无法被根除。实践与制度的落差造成的决策失误,又很容易地被简单归为新技术本身的局限。如何在参与跨部门应急协同的组织中,通过策略性的方式引入数字技术,化解前端的实践创新与后端的制度稳定性之间的冲突,让制度适应现实变化,为技术发展提供合法性的支撑,成为当前跨部门应急协同亟需面对的问题。

  接下来的研究可以重点关注动态调整的跨部门权责清单,如何在给一线的实践创新留出空间的同时,明确不同主体的职责与协作边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基于情境触发的授权机制,以及如何借鉴欧盟的预防性立法,规范应急决策智能体的角色定位,避免技术滥用与责任虚置。此外,研究者也可以探讨如何采用“众包”方式吸收专业社群与民间力量参与应急决策智能体的开发,继续探讨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与应急知识库的建设方案,从而能够吸纳不同领域的知识,展开丰富的伦理审辨,提升决策模型的适应性与可解释性。

  议题二:跨部门应急决策中技术与人的关系。相比于议题一,议题二以更加审慎的态度来看待数字技术对组织决策的影响。“组织决策”其实也是一种隐喻性的表达。“组织”本身是一种人为抽象的概念实体,无法做出决策,真正决策的还是组织中作为个体或群体的人。探讨数字化转型中的组织决策,实质上还是关注具体的人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来开展决策活动。数字技术虽然能为克服不确定情境下的信息遗失、弱学习动机下的信息过滤、强避责导向下的信息隐匿提供思路和方案,避免危机学习的失灵现象,但目前以人工智能为载体的决策仍是基于既定的算法规则与经验数据进行“相关性”推理,缺乏人类特有的直觉判断、伦理判断和主动使用“反事实思考”进行因果推断的能力。当智能体给出决策方案后,各部门的决策者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要么本能性地排斥,要么习惯性地遵从,并且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尚未使用前,决策者或许不信任智能体在辅助决策上的功能,而一旦发现决策模型能够实质地完成绝大部分应急处置的决策,或许又会全面依靠智能体来决策。完全依靠智能体来决策,极有可能降低个体对情势变化的感知能力。依靠智能体决策,除节约决策成本的考虑外,也与诉诸规程的避责动机有关。在全然拒绝或全盘接受智能体辅助决策的“两极”之间,是否有可能形成更为审慎的人机协作?

  决策模型的介入也会改变传统的决策流程,甚至是组织的管理结构。是否要根据决策模型在资源、权限、数据等方面的需要调整各组织内部结构以及组织之间的职责边界,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实务问题,因为以决策模型为导向的组织变革极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组织调整哪些要素,调整到何种程度,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在跨部门的决策场景中,由于各个组织长期存在的职能设定、操作规范以及技术资源存在差异,数字技术引发的创新阵痛期的问题往往更为复杂。未来研究可继续关注数字化转型引发的组织协调成本,尤其是参与跨部门应急协同的组织如何从模式探索过渡到规范建立。

  议题三:跨部门应急协同中的伦理边界。跨部门应急协同受到公共行政客观规律的约束。公共行政中的棘手难题大多内含了存在张力的公共目标。在有限的资源、能力和特定时空边界的限制下,组织只能实现一部分目标,就此便会产生诸多伦理困境。举例来讲,应急协同通常对决策时限有较高的要求,当突发事件受到关注后,各类组织需要尽快地采取行动,但决策所需的信息因部门安全权限,并不能直接从各个组织中直接获得,数据保密与应急效率之间便呈现紧张关系。若智能体不得已在信息缺失的条件下基于有偏误的数据来进行推断,即便只是微小的偏差,决策系统将在多轮迭代后持续放大误差,导致判断失准,数据便利性与决策质量之间形成了张力。为弥补数据不完整的局限,研发者常通过增加参数、引入更多变量,提升模型复杂度,但算法训练依赖的数据往往承载着既有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偏差,提升复杂度的技术性修补往往导致“伪纠偏”,模型越复杂,越容易在不透明的计算过程中固化并放大原有偏见。比如,一部分在应急资源的配给中被持续地忽视。紧急情况下的数据采集与使用还可能侵犯敏感群体的知情权与隐私权,数据共享被简化为程序性的要求,以紧急性为由绕开伦理审查,有可能引发公众授权、信息保护与部门责任之间的冲突。在数字技术赋能应急决策时,为了克服诱致伦理风险的技术性局限而做的一系列补救措施,同样有可能持续引发新的伦理风险。数字技术的风险和收益的衡量具有主观差异性,普通民众既是数字技术的风险承担者又是最大的受益者。凡此种种均表明,跨部门应急协同中的难题也是经典的公共行政研究问题的折射。今后的研究可以持续关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预防性立法的进展,尤其是多方参与的数据伦理治理框架、公众授权、社会问责与责任追溯机制等,以及为应对跨部门应急协同中的伦理风险所做的一系列努力。

  议题四:跨部门应急协同中的在地化方案。以往应急协同的研究通常重视基本原则、统一模式或整体框架的搭建,这些研究提供了普适性的要素与要素间关系的命题。命题中概念的组合形式多种多样,表达的含义往往是高度概括性的。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接下来的研究需要指向因地制宜的治理方案。因地制宜,或者说在地化,并不意味着完全特殊的策略,而是在承认应急协同客观规律普遍性的基础上,结合本地的资源、文化、环境、规范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制定应急协同的方案,降低协同成本,使治理方案更具适应性。

  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为探索跨部门应急协同的在地化方案提供了思路。一方面,在应急协同中,组织闲置资源的信息是动态变化的,也是高度情景化的,依靠人力来采集不太现实。数字技术可以通过发挥即时感知、快速计算、多终端联动的优势,捕捉各类组织剩余、闲置的资源,将相关信息呈现出来,填补其他组织的资源缺口,降低各个组织分头采集资源的成本。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针对本地特有的问题,以“专题”的方式来开发应急决策模型。“专题引导”的方案是以普遍规律为条件形成的局部机制。在理解或设计局部机制时,部分基础性要素(如人的行为和心理变量)的易嬗变性、要素间关系在时空范围内的多重互动关系意味着应急协同决策面对的要素间关系是或然的,或者说是贝叶斯的,这与数字时代局部治理机制的认识论特征相符。若秉持还原论的理念,将部门间关系协同视为一个由拆解的子单元构成的整体,设计一套完整的方案后直接套用在各个协同单元上,很有可能出现模型不适配的问题。即便有数字技术的辅助,实务工作者通常也只能将有限的精力用来关注局部机制的设计与优化。需要注意的是,局部机制不等于孤立模型或封闭机制,而是集中有限资源部署针对本地最突出的危机事件的协同决策模型。这类模型仍然关注级联紧急情况,即危机事件以级联方式触发其他危险的情况。尤其在超大城市,应对具有级联效应的风险更值得关注。无论是从必要性还是可行性上判断,依托数字技术部署本地应急协同的决策模型,将是跨部门应急协同方案在地化的重要方式。

  最后需要澄清的是,本文提出的“超越网络治理”并不意味着网络治理的理念和方法不再有效,而是当前网络治理研究日益呈现同质化的倾向,出现“增长而无新知”的困境。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摆脱传统思维惯性、调整研究范式、拓展新的研究视角。跨部门应急协同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整体上仍然存在较大的知识缺口,理论研究也逐渐滞后于实践。为了摆脱网络隐喻下“泛连接主义”的思维惯性,今后的研究需要聚焦协同中的行动逻辑,正确认识数字技术的功能定位,将分析视角从分散的部门响应转变为组织间的互动过程,从区域间的制度协议网络转向由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形成的自适应系统,从全域整合的网络形态转向符合现实需求的在地化方案设计。一言以蔽之,从描述性分析向解释性和预测性研究过渡,才能弥合理论与实践的差距,真正实现知识的增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