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跨境流动关系经济增长,同时隐含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个人隐私安全等复合风险。各国规制理念不同导致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存在碎片化、阵营化倾向。我国初步构建了以本地化存储为原则、以出境安全评估为例外的跨境数据治理模式。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有必要加强跨境数据流动领域犯罪治理,促进私权保障,督促行政权积极发挥监管职责,积极参与涉外跨境数据规则构建,维护跨境数据流动领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习指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资源,其流动性和安全性直接影响经济健康状况,各国对数据安全监管标准不一致给企业和用户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如何平衡跨境数据自由传输和防范数据风险,亟须在司法层面深入破解。当前,学术研究对跨境数据流动的探讨多集中于立法层面的跨国比较与规范解构,尚未充分关注检察职能在其实务运作中的独特价值。本文拟以现实层面数据跨境流动所产生的各类风险为切入点,对检察机关全面参与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提出因应之策。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80年颁布的《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指南》首次提出“跨境数据流动”的概念。1982年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进一步将其界定为“计算机等互联网设备可读数据跨越国界的传输、处理与存储行为”,这一定义至今仍影响国际规则的构建。数据跨境流动的物理无界性与法律主权性之间存在内生性张力,催生出数据自由流动与国家主权、公共安全、隐私保障之间的多重治理困境。
当前,国家安全正从“地理边疆”向“数字疆域”转换,包含国家重大安全和国防秘密的数据信息一旦被非法泄露和窃取,可能危害国家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在日常生活中,一些数据看似只涉及个人隐私权益,但被集中批量收集获取后,也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
数据跨境流动虽大部分以商业活动为载体,但其技术特性与生产要素属性决定了其具有显著的社会外部性特征,可能传导引发系统性公共风险。这种风险在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呈现几何级放大效应。如,根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仅2020年2月,针对包括能源工业在内特定漏洞控制设备的恶意代码攻击高达6700万次,攻击对象涵盖数十万个IP地址,极大影响了我国能源领域在内的工业控制体系安全。
在全球经济数字化进程加速推进背景下,个人信息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以跨境电子商贸为例,当消费者通过线上平成商品或服务的采购时,其交易记录、物流数据及通讯标识等敏感信息便会转化为可传输的数据形态并通过网络流向境外平台,对个人隐私保护提出制度性挑战。2018年,脸书隐私泄露危机事件作为全球数据治理领域的标志性案例,揭示了平台经济时代用户数据保护的制度性缺陷。如何协调数据跨境流动与个人隐私保护间的潜在冲突,确保数据隐私风险最小化和数据可用性最大化,是数字经济时代必须解决的核心命题之一。
欧美拥有世界上庞大的数据市场规模,其关于数据隐私保护方面的规则代表了两种不同价值导向的数据治理进路。欧盟将数据权作为基本人权,主张数据保护优先于数据自由流动;而美国以数据市场化为目标,主张数据自由流动优先于数据保护,更倾向于以行业自律来规范数据跨境流动。两种价值定位互相影响融合,整体上构建了当前国际社会关于数据的法律规制体系。
1.霸权扩张型:美国的域外管辖逻辑。美国构建了区域限定型自由流通导向与域外管辖扩张的双轨策略体系。一方面,以与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等国签订区域协定为代表,系统性确立了数据跨境无障碍传输的规则体系,明确限制成员国实施数据本地化存储要求。另一方面,通过《澄清境外数据合法使用法案》(CLOUD法案)的立法突破,美国司法机关得以突破传统司法辖区边界,要求本土科技企业提交存储于他国服务器的用户数据。这种司法管辖权的扩张性实践,不仅冲击了数据存储国的属地管辖权,更引发国际社会对“数字殖民主义”的质疑。
2.主权统合型:欧盟GDPR数据治理体制。欧盟通过构建统一立法框架形成独特的跨境数据治理范式:一是建立分级监管体系。即,在欧盟单一数字市场内部,成员国间的数据流通享有“数字护照”便利,而针对第三国的数据交互,则实施“充分性认定”审查机制。二是实行动态化准入管理机制。欧盟每四年审查一次“白名单”,确保“白名单”中的国家符合数据隐私的充分保护标准。三是拓展司法管辖边界。根据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3条域外适用条款,任何涉及欧盟居民数据处理的境外主体均受其约束。这种基于“数据主体属地”的管辖原则,与美国的“企业控制权”模式形成一定冲突。
3.平衡发展型:亚太新兴经济体的中间路线。一是日本的治理协同策略。在数字贸易规则建构中,日本采取双向规制趋同的治理路径:一方面,确立数据主体权利保障机制与“白名单”国家认证制度,并创设补充性规则弥合与欧盟在跨境传输标准上的差异;另一方面,深化与美国的数字治理协作,通过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跨境隐私规则体系推动亚太区域数据流通便利化。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在主导《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贸易章节谈判时,创造性引入“可信数据自由流动区”概念,将匿名化数据处理技术标准嵌入国际规则体系,实现数据主权让渡与技术性合规的平衡。
二是新加坡的安全流动平衡范式。新加坡近年来逐步构建起由其主导的数字经济联盟,其特点体现在:其一,确立数据接收方保护水平对等审查机制,仅允许向具备充分保障能力的司法管辖区传输数据,同时设置科研合作、紧急医疗等例外情形;其二,实施数字自由贸易港战略,通过税收优惠、基础设施升级等政策工具吸引跨国企业建立区域数据中心;其三,采取多边合作策略,既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跨境隐私规则体系推进亚太数据流通,又在《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最初由新加坡、智利、新西兰三国签署的协定)中嵌入数据跨境互操作条款,形成区域规则示范效应。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以本地化存储为原则、以出境安全评估为例外的数据跨境治理规范体系,覆盖国际条约和国内法律规范、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多层级规范体系,既体现维护国家安全的价值取向,又回应数字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现实需求。
一是数据本地化存储原则。为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我国实行较为严格的数据本地化存储模式。2017年6月1日生效的网络安全法首次从法律层面提出数据本地化存储原则,第37条明确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应当将在我国境内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存储在境内。2021年9月1日生效的数据安全法和同年11月1日生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沿革了这一要求。
二是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机制。为顺应全球数据自由流动趋势,我国允许数据经安全评估后出境。根据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对象仅针对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其余数据无需进行安全评估。此后,我国先后颁布《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指南》等多部配套规范,进一步明确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监管主体、评估对象和实施流程等内容,但在实施过程中仍需进一步细化。此外,部分行政法规聚焦特定领域具体落实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机制。如,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第28条规定,将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向外国组织、个人及其设立或者实际控制的机构提供或者开放使用,应当向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备案并提交信息备份。国务院《地图管理条例》第34条明确互联网地图服务单位应当将存放地图数据的服务器设在我国境内。与此同时,我国也正在逐步开放数据跨境流动。2024年3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的《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第3条明确指出,在国际贸易、跨境运输、学术合作、跨国生产制造和市场营销等活动中收集和产生的数据向境外提供,如果不含个人信息或重要数据,则免予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
三是主动引领国际数据治理规则建构。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跨境数据相关贸易协议谈判,深度参与全球数字经贸规则体系重构:与东盟共同建立数字丝路“中国—东盟信息港”,探索数据安全监管互认机制;创造性提出“数字丝绸之路”合作倡议,与缅甸、柬埔寨、阿根廷等国共同发布《“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北京倡议》,签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率先在自贸试验区开展数字贸易压力测试等。截至目前,我国已与3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形成规则互认的实践基础。
2.我国数据跨境流通制度机制之不足。当前,我国数字主权国家战略已基本形成,即主张数据主权概念,高度关注数据跨境流动对安全的影响,同时兼顾数据主体利益和发展需求,主张数据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自由流动。但也应当看到,我国数据跨境流通制度机制尚不完善。
一是从立法层面看,数字治理体系尚未成型。现有立法关于数据主权、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定较为原则:数据分级分类规则不健全,重要数据、核心数据识别目录缺失,敏感数据未纳入规制范围;数据出境管制办法缺乏弹性,缺乏风险分级与场景化响应机制;数据跨境传输安全评估和管理操作机制不健全,安全评估程序中的场景适配性审查、动态风险监测等配套机制尚未形成闭环。
二是从执法层面看,在评估维度,根据《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规定,省级政府并不具有独立开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事权,数据出境需要统一交由国家网信部门进行安全评估。然而,面对不同专业领域的大量数据出境申报材料,仅依靠一个主管部门难以保证数据出境评估结果的科学精准高效,也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数据跨境传输需求。且数据本身具有流动属性,传统的静态监管方式无法有效应对数据跨境流动中可能发生的数据窃取、篡改以及非法使用等问题。
三是从司法层面看,存在管辖权、所有权、财产收益权等数据确权问题与侵权责任追究等法律适用问题。同时,存在电子证据跨境调取与认定、涉案数据出境风险评估与阻断等实务操作难题。
四是从国际层面看,我国目前仅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协议内容赋予成员国充分的数据本地化裁量权,缺乏高标准互联互通规则条款。欧美、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并未与我国达成深度数据合作协议。国内立法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新型国际规则中的数据流动条款存在一定制度落差,既制约了我国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话语权,也削弱了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规则适配能力。
五是从价值导向层面看,数据本地化存储作为维护数据主权的基础性措施,在防范国家安全风险与个人信息泄露方面具有正当性。然而,有观点认为,数据本地化措施实际上无法为数据安全提供有效保护,反而可能抬高企业治理成本,形成贸易壁垒,导致我国数字产业面临“数据孤岛”效应,最终制约数字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框架逐步完善,我国数据治理体系正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规制”转型。然而,面对数据主权博弈加剧、跨境犯罪手段迭代等现实挑战,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亟须立足“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治理目标,构建兼具包容性与威慑力的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体系,推动数字经济治理现代化。
当前,数据跨境犯罪已突破传统犯罪的单一法益侵害模式,呈现出威胁国家安全、冲击社会秩序、破坏经济生态的复合型法益侵害特征。在数字经济领域,刑事检察的目的不单单是“以刑治网”,更在于维护秩序、确立禁令和推动治理。首先,对于涉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核心数据的跨境数据犯罪,应严格适用刑法第111条、第285条等规定,重点打击具有高级持续性威胁攻击特征的跨国数据窃密行为,维护数据跨境流动领域的基本秩序。其次,充分认识刑法规范的最后手段性,对于涉及技术中立性的爬虫类案件、因跨境数据传输标准冲突引发的行政犯案件,正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效平衡数据主权与数据自由流通、技术治理与法律治理之间的关系,避免将数据问题泛安全化。再次,加强与网信、工信、公安、安全等部门案件移送、行刑双向衔接,敦促引导行政机关参与数字跨境流动领域源头治理。
在数字经济深度重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数据权益呈现出主体多元性、客体流动性和法益复合性的新型特征,为数据利益的合理配置带来挑战。民事检察可基于司法纠偏与私权保障的协同职能,通过“有限介入”与“精准监督”的辩证统一,在跨境数据流动领域实现私权保障与公益维护的制度性平衡。其一,针对数据跨境流动产权归属争议频发问题,建立数据要素全周期监督模型,重点围绕数据采集、加工、流转构建隐私权、信息自决权、被遗忘权等数据确权审查标准,系统梳理裁判规则冲突,监督司法裁判尺度统一。其二,基于民事诉讼法第15条的制度空间,创新支持起诉制度体系,在跨境电商平台、跨境直播公司等遇到投资贸易东道国采取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措施时,协助其满足企业治理要求,构建覆盖证据收集、法律适用、域外执行的跨境数据维权支持体系,依法维护“出海企业”合法权益。其三,打通与市场监管、知识产权等行政部门的数据接口,针对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失衡问题,通过类案检察建议推动完善数据价值创造者权益保护机制,构建有利于数据要素价值收益向数据使用价值和价值创造者合理倾斜的分配制度,推动全国统一数据大市场建设。
行政检察应在制衡行政权滥用与激活行政执法效能、维护法治统一与尊重市场规律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具体到数据治理领域:首先,对涉及数据跨境流动的行政诉讼加强法律监督,对选择性执法、裁量基准失范、程序瑕疵等问题进行全链条式监督。其次,聚焦未进入诉讼程序的行政违法行为,以法定性原则限定监督范围,注重对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法定职权、履行程序等方面进行监督,督促监管部门依法依规改正行政执法问题,不断提升行政执法能力。再次,针对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中的规则缺位问题,围绕个人信息保护、重要数据保护、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等“空白领域”开展专项监督,以检察建议推动行政监管部门适时制定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指引,构建覆盖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检测预警、应急处置等各环节的动态监督机制。
数字时代,数据跨境流动的交互性与规模性往往会产生超越个人控制范围的公共风险,使得私人自治丧失平等谈判和博弈的基础,监管组织体制又往往存在一定缺失,开展跨境数据流动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必要且可行。其一,加强对数字领域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特点和规律的研究把握,构建起公私法协同的个人信息保护屏障。其二,依法办理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公益诉讼案件,推动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框架和政策实施机制,防止数据垄断。其三,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准确把握“公益保护”“可诉性”等基本要素,探索创设“数据平权”等新型诉讼标的。特别是针对跨国平台算法歧视、数据画像滥用等隐蔽性侵权,建立健全“技术审计+听证质证”的复合证明体系,破解“技术黑箱”导致的举证困境,推动类案治理、源头治理。
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不仅是国内法问题,还是国际法问题,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实体国际条约,以及涉及国际私法规则的冲突规范。检察机关应当主动介入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的构建。首先,加强数据跨境流动管辖研究。针对美国、欧盟数据治理规则域外适用扩张所导致的“长臂管辖”,探索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检察公益诉讼,以司法应对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其次,主动参与健全涉外法律规范体系。紧密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更加主动参与数据跨境流动、数字货币、知识产权保护、网络治理等方面的国际规则制定,对标《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争取我国在数据治理规则领域有更多的议题设置权、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再次,持续深化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发挥上合组织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中国—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等多边合作框架作用,持续巩固与数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有序完善中外检察机关合作机制,积极推动我国相关数据关切和主张成为合作共识,为建立一个裨益全球的和平、安全、文明、繁荣的数据环境贡献检察力量。
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实现从传统检察向数字检察的跃迁。其一,构建复合型人才矩阵。建立数字法治专家咨询委员会,邀请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隐私计算专家等技术精英加入数字检察办案团队,重点攻克跨境数据取证、算法合规范性审查等技术瓶颈。其二,深化“技术+法律”交叉研究。与高校共建数字检察课堂,开发数字犯罪侦查技术、跨境电子证据规则等交叉学科,推行“检察官+数据科学家”双导师制,培育具有数字法治思维与技术创新能力的复合型检察人才。其三,建设“数智检务”生态系统。加速完善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统涉外检察办案和数据统计模块,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涉外电子证据固定、跨境法律查明等智能辅助功能,打通跨部门跨国家信息化联系渠道,加强跨境电子取证协作。
(作者分别为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高级检察官,全国检察理论研究人才张克祯;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呼家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