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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必新 论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之完善
栏目:k8凯发集团 发布时间:2026-04-03
 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核心构成,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支撑。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系统治理、权力制约与监督、数字治理三大理论基础,结合上海数字法院、贵阳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等典型实践样本,系统剖析当前机制存在的权责界定模糊、数据壁垒未破、监督刚性不足等突出问题。应从健全协同机制、强化数字赋能、完善监督体系、夯实保障支撑、聚焦重点领域、深

  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核心构成,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支撑。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系统治理、权力制约与监督、数字治理三大理论基础,结合上海数字法院、贵阳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等典型实践样本,系统剖析当前机制存在的权责界定模糊、数据壁垒未破、监督刚性不足等突出问题。应从健全协同机制、强化数字赋能、完善监督体系、夯实保障支撑、聚焦重点领域、深化机制创新六个维度构建优化路径,通过明确主体权责、统一数据标准、构建全流程监督、完善法治保障等举措,实现协同与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智能化,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习多次强调,要“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加快构建优化协同高效的政法机构职能体系”,这为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推进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强化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第二次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也对健全执法司法协同机制、完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作出系统部署。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执法司法活动的复杂性、关联性、专业性日益增强,涉及多部门、多领域、跨层级的执法司法事项不断增多。从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到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从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到跨区域犯罪打击,从预付式消费纠纷治理到医保基金安全守护,诸多治理难题的破解都离不开跨部门执法司法机关的协同发力与有效监督。实践证明,完善的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既是提升执法司法质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防范执法司法风险、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更是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新期待、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战略举措。

  另一方面,近年来,各地政法机关积极探索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的实践路径,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上海法院构建“数助办案、数助监督、数助便民、数助治理、数助政务”五大板块的数字法院体系,实现了从“个案甄别”到“类案预警”的跨越;贵阳研发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通过统一证据标准、构建“数据铁笼”,大幅提升了案件办理质量和效率;四川彭州检察机关建立“1+2+N”行刑衔接工作机制,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高效贯通;重庆綦江区创新行政执法考核评议指标体系,构建了多跨协同的监督闭环。这些实践探索为机制完善积累了宝贵经验,但同时也暴露出协同主体权责界定模糊、数据共享壁垒未完全破除、监督机制刚性不足、数字化赋能深度不够等突出问题,有待从理论与实践层面进行系统破解。

  基于此,本文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第二次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精准剖析当前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存在的短板弱项,从制度构建、数字赋能、监督强化、保障支撑等维度,全面提出新形势下机制完善的有效路径和方法,以期为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法治化水平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引。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价值是行动的指南。厘清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的核心内涵,夯实理论根基,彰显时代价值,是构建科学完善机制的逻辑起点,也是确保机制建设不偏航、不走样的根本前提。

  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是指在党委领导下,由政法机关牵头协调,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等执法司法主体,以及相关行政监管部门、社会组织等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围绕特定执法司法目标,通过制度化渠道实现资源整合、信息共享、业务联动,并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督体系,确保协同行为合法规范、高效有序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运行规则和保障措施的总称。

  这一机制包含两大核心维度:其一,跨部门协同维度,强调打破部门壁垒、层级限制和区域分割,以系统思维统筹执法司法资源,实现从“分散作战”向“协同共治”的转变,涵盖执法司法全流程的协作配合,包括案件移送、证据共享、线索移交、联合处置等具体内容;其二,跨部门监督维度,突出监督主体的多元性、监督过程的全链条性和监督结果的实效性,既包括执法司法机关内部的相互制约,也包括党委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有机融合,形成“不敢违、不能违、不想违”的监督合力。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协同是基础,监督是保障,共同构成跨部门执法司法工作的完整制度闭环。

  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与发展深度契合现代治理理论的核心要义,为机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系统治理理论是现代治理的核心理论之一,其核心要义在于强调治理的整体性、协同性和系统性。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构建,能够为打破碎片化治理格局提供科学指引。系统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结构的整体性和治理过程的协同性,主张通过构建有机统一的治理系统,实现治理效能的最大化。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的构建,正是系统治理理论在法治领域的具体应用。执法司法系统作为国家治理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内部包含多个职能各异的部门主体,各主体虽有法定职责边界,但在复杂治理场景中存在广泛的职能交叉和业务关联。按照系统治理理论,必须打破“各自为战”的碎片化治理格局,建立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实现各部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同时,构建全方位的监督系统,确保整个执法司法系统的运行始终处于规范有序的轨道,从而提升治理的整体性、协同性和有效性。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执法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范运行直接关系社会公平正义,亟需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提供支撑。权力制约与监督是现代法治的核心要义,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执法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制性、裁量性等特征,其运行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必须受到严格制约和监督。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既通过权力的合理配置和运行规则的明确设定,实现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制约,防止权力集中和滥用;又通过多元监督主体的参与和全流程监督机制的构建,确保执法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保障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公正性和规范性。

  数字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治理模式,数字治理理论以其技术赋能优势,成为提升跨部门协同和监督效能的重要理论支撑,为机制创新提供了全新路径。数字治理理论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强调通过数据共享、模型构建、智能应用等方式,优化治理流程、提升治理效能。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的完善离不开数字治理理论的指导。数字治理理论倡导打破数据壁垒,构建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实现执法司法数据的高效流转和深度应用;主张通过数字建模、智能分析等技术手段,实现对执法司法活动的动态监测、风险预警和精准监督,推动治理模式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为跨部门协同和监督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径和方法支撑。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既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实现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的完善,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抓手。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实现执法司法工作的公正高效权威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目标。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的完善,能够有效规范执法司法行为,统一执法司法标准,解决执法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司法脱节”等问题,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通过协同机制的构建,实现执法司法各环节的无缝衔接,提升执法司法的规范化、标准化水平;通过监督机制的强化,及时发现和纠正执法司法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为法治中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执法司法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协同性和监督效能直接影响国家治理整体水平。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能够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通过协同机制整合各类治理资源,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良好局面,提升治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通过监督机制保障治理过程的规范性和有效性,防范治理风险,提升治理的精准性和科学性。在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以数字化平台为支撑的协同和监督机制,更能推动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当前我国面临的风险挑战呈现跨领域、跨区域、关联性强的特征,单一部门难以有效应对,亟需通过协同和监督机制凝聚合力、防范风险。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对执法司法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无论是金融风险、生态环境风险等传统领域风险,还是数据安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风险,都具有跨领域、跨区域、关联性强等特点,单一部门难以有效应对。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能够打破部门信息壁垒,实现风险信息的及时共享和预警;能够整合执法司法资源,形成风险处置的合力,快速有效应对各类重大风险挑战。例如,上海法院构建的“预付式消费风险预警及协同治理”应用场景,通过数据碰撞筛选风险线索,有效防范了商家“跑路”等风险,守护了群众的财产安全;“医保基金追偿信息共享与协同治理”场景则破解了医保基金重复报销追偿难的问题,防范了基金流失风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机制完善的源头活水。系统梳理各地在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方面的创新实践,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能够为机制完善提供坚实的实践支撑,同时避免理论研究脱离实际。

  近年来,各地立足本地实际,积极响应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领域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探索,形成了多元化、立体化的实践格局,为全国层面的机制完善积累了宝贵经验。

  与此同时,各地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政法工作的决策部署,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的有效路径,形成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实践模式。从实践主体来看,涵盖了党委政法委、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等政法机关,以及市场监管、生态环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医保等行政监管部门;从协同领域来看,涉及刑事诉讼、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民生保障、生态环境保护、金融风险防范等多个重点领域;从实现方式来看,既有依托数字化平台的技术赋能模式,也有通过制度创新的机制保障模式,还有通过考核评价的激励约束模式,呈现出多元化、立体化的发展态势。这些实践探索不仅有效解决了一批执法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提升了执法司法质效和公信力,也为全国层面机制完善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在各地的实践探索中,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创新模式,这些模式在解决特定问题、提升治理效能方面成效显著,值得深入分析和借鉴。

  数字化是提升执法司法效能的关键引擎,上海法院以数字建模、场景建设为核心的实践模式,为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提供了技术赋能的典型范例。

  上海法院自2023年起以场景建设、数字建模为重点,大力推进数字法院建设,形成了“数助办案、数助监督、数助便民、数助治理、数助政务”五大核心板块,构建了全流程、全方位的跨部门协同体系。在协同办案方面,上海法院发动一线法官根据司法实践需求,研发了1100多个智能辅助场景模型,覆盖立案、审判、执行、诉讼服务等各个领域。针对“假离婚、实逃债”等疑难问题,通过提取案件特征、构建数字模型,实现了从“事后监督”向“事前预警”的转变,累计推送预警提示1708次,有效防范了规避执行行为。在跨部门协同治理方面,构建“涉家暴信息沟通共享机制”,打破法院与公安、妇联等部门的信息壁垒,实现涉家暴案件信息的实时推送和协同处置,确保人身安全保护令落地见效;建立“预付式消费风险预警及协同治理”应用场景,通过与商务部门数据比对碰撞,筛选出未备案企业和“换壳经营”嫌疑人,推送相关线条,为预付式消费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协同监督方面,通过将适法统一、文书规范等应用场景嵌入办案系统,实现对案件办理全过程的动态监测,累计推送提示信息152万余条,覆盖全市92%的法官,有效提升了司法质量和效率。

  贵阳依托大数据先发优势,构建“数据铁笼”,实现执法司法全流程的标准化、规范化协同,为破解证据标准不统一、监督不到位等难题提供了有效方案。

  贵阳市充分发挥大数据先发优势,以公安块数据指挥中心为支撑,开发建设了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重点破解了以往执法司法中存在的证据标准不统一、信息壁垒难打破、监督制约不到位等难题。在协同机制方面,构建了公安、检察、法院“一站式”协同办案流程,公安部门完成侦查后通过平台提交案件,检察院在线审查后向法院提起公诉,实现了案件信息的无缝流转和业务的高效协同。在标准统一方面,系统制定了统一适用的证据指引,构建了证据数学模型,对不同类型案件提出详细的证据要求,实现“一把尺子”办案,倒逼侦查人员全面规范取证。在监督保障方面,编织“数据铁笼”,实现执法司法全过程留痕,通过视频监控、数据追踪等方式,确保每一个执法司法环节都符合法律程序。该系统试运行半年来,共办理刑事案件377起,案件办理时间同比缩短30%,因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率同比下降25.7%,服判率同比上升8.6%,取得了显著成效。

  行刑衔接是跨部门协同的重要领域,四川彭州检察机关构建的“1+2+N”机制,有效破解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两张皮”问题,实现了双向高效贯通。

  四川省彭州市检察院聚焦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难题,构建了“1+2+N”工作机制,即院党组1个核心部署抓总,刑事、行政检察2个部门牵头,其他“N”个部门协同配合的运行模式,推动行刑双向衔接高质效运行。在正向衔接方面,通过与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建立协作机制,及时接收行刑正向衔接立案监督线索,对涉嫌犯罪的行政违法行为督促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例如,针对某公司拖欠30名员工工资50余万元且拒不支付的行为,检察机关及时发出《建议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函》,推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并促成部分工资追回。在反向衔接方面,对作出不起诉决定但涉嫌行政违法的案件,移送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向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制发检察意见书,督促落实行政处罚措施。例如,对非法狩猎的刘某、罗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后,督促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作出没收猎获物、罚款9300元的行政处罚;对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王某某,督促相关部门作出给予警告、罚款2000元的处罚。同时,建立检察意见跟踪督办机制,对未按期回复的检察意见书制发检察建议督促整改,确保衔接机制落地见效。

  监督的刚性是机制有效运行的保障。例如,重庆市綦江区创新考核评议体系,其将协同监督与绩效考核挂钩,构建了多维度、立体化的监督闭环,让监督“长牙”“带电”。

  重庆市綦江区以提升行政执法质效为目标,创新推出《綦江区行政执法考核评议办法》,构建了多维度、立体化的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监督体系。在指标体系构建方面,采用“1个总体指数+3个集群指数+N个个体指数+社会满意度等X个可扩展指数”的广谱矩阵,形成全区行政执法水平“立体式、全覆盖、可视化”数字画像,实现对行政执法单位的全方位“体检”。在评议模式方面,确立重点执法部门、非重点执法部门与街镇三大赛道,构建“综合+专项、内部+外部、专业+社会”的“六结合”评估模式,建立初评结果异议申诉机制与社会评议负面信息确证机制,确保评议结果客观公正。在协同联动方面,将“行政执法效能”考核指标单列纳入街镇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和部门目标管理绩效考核,直接挂钩执法指数及评议结果;建立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检察与行政执法监督联动机制,通过问题共享、整改共促等方式,形成监督合力,让执法监督“长牙”“带电”。

  从各地的创新实践中提炼共性经验,把握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的内在规律,能够为机制完善提供明确的方向指引,避免走弯路、犯错误。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涉及多个部门、多重利益,必须依靠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破解难题、凝聚合力。各地实践充分证明,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的有效运行,必须坚持党委的集中统一领导。上海、贵阳、彭州、綦江等地均通过党委政法委牵头协调,推动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统筹解决协同和监督中的重大问题,确保机制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党委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有效打破部门利益壁垒,整合各类治理资源,形成工作合力,为跨部门协同和监督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

  执法司法的本质是为民,跨部门协同和监督机制的建设必须围绕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以群众满意度为检验标准,才能获得广泛支持和持久动力。各地在实践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将协同和监督机制建设与保障民生、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紧密结合。上海法院的“数助便民”板块、预付式消费风险治理场景,贵阳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对办案效率的提升,彭州检察机关对农民工欠薪、食品安全等领域的协同治理,都体现了问题导向和民生导向。实践证明,只有始终围绕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推进机制建设,才能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才能真正实现执法司法为民的目标。

  数字时代的治理变革离不开技术赋能,构建统一高效的数字化平台,是打破信息壁垒、提升协同和监督效能的关键路径,也是新时代执法司法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上海、贵阳等地的实践表明,数字化、智能化是提升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效能的关键路径。通过构建统一的数字化平台,能够打破信息壁垒,实现执法司法数据的高效共享和深度应用;通过数字建模、智能分析等技术手段,能够实现对执法司法活动的动态监测、风险预警和精准监督,推动协同和监督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数字化平台不仅提升了协同和监督的效率,也增强了其精准性和科学性,是新时代推进执法司法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无规矩不成方圆,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的规范化运行,必须依靠健全的制度机制明确权责、规范流程、强化约束,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健全的制度机制是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规范化运行的基础。各地在实践中都注重制度建设,通过制定具体的工作办法、操作流程、考核标准等,明确协同和监督的内容、方式、程序和责任,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彭州的“1+2+N”工作机制、綦江的考核评议办法、上海的场景模型运行规则等,都为协同和监督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实践证明,只有建立健全系统完备的制度机制,才能避免协同和监督的随意性和碎片化,实现常态化、规范化运行。

  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政法机关、行政部门、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只有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才能应对复杂治理挑战。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涉及多个主体,需要各方密切配合、协同发力。各地实践中,除了政法各部门之间的协同,还积极推动与行政监管部门、社会组织、群众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上海法院与公安、妇联、商务、医保等部门的协同,綦江的人大监督、民主监督与行政检察监督联动,都体现了多元协同的重要性。实践证明,只有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体系,才能有效应对复杂的执法司法问题,提升治理效能。

  深入剖析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根源,才能找准病灶、对症下药,为机制完善提供靶向指引,避免泛泛而谈、无的放矢。

  尽管各地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从全国层面来看,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仍存在诸多短板弱项,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制约了协同和监督效能的充分发挥。

  权责清晰是协同高效的基础,当前部分领域存在权责划分不明确、程序不规范、动力不足等问题,导致跨部门协同陷入“协同难、难协同”的困境。

  一是权责划分不清晰。部分跨部门执法司法事项缺乏明确的权责清单,导致牵头部门与配合部门职责边界模糊,出现“多头负责”或“无人负责”的现象。在一些新兴领域和交叉领域,如数据安全、平台经济监管等,由于缺乏明确的监管主体和职责划分,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协调成本高昂,难以形成协同合力。二是协同程序不规范。缺乏统一的跨部门协同工作流程和操作标准,案件移送、证据共享、线索移交等环节的程序要求不明确,导致协同工作随意性较大。部分地区虽然建立了协同机制,但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操作起来难度较大,难以有效落实。三是协同动力不足。由于部门利益、本位主义等因素影响,部分部门缺乏协同意识,更倾向于“各自为战”,对跨部门协同工作消极应付,主动配合不足,导致协同机制难以有效运行。例如,在一些跨部门联合执法中,部分部门参与积极性不高,存在“走过场”现象,影响了联合执法的效果。

  数据是数字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数据共享不畅、质量不高、应用不深等问题,成为制约跨部门协同和监督效能提升的重要瓶颈。

  监督是权力规范运行的保障。当前,监督主体之间存在协同不够、内容不全面、方式单一、结果运用不充分等问题,导致监督难以形成有效震慑,难以保障协同行为规范有序。

  一是监督主体协同不够。各类监督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联动机制,党委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各自为战,难以形成监督合力。监督信息不共享、监督成果不互认,导致监督重复、监督空白等问题较为突出。二是监督内容不够全面。监督更多地集中在执法司法结果上,对执法司法过程的监督不够到位;对具体案件的监督较多,对协同机制运行的整体监督较少;对实体公正的监督关注较多,对程序公正的监督重视不够。例如,在跨部门协同办案中,对案件移送、证据收集等程序的监督缺乏有效的手段和方法。三是监督方式较为单一。监督方式仍然以事后监督、人工监督为主,缺乏事前预防、事中控制的有效手段;传统监督方式与现代科技手段结合不够,监督的精准性和时效性不足。例如,对跨部门执法司法活动的监督主要依靠定期检查、专项督查等方式,难以实现全流程、常态化监督。四是监督结果运用不够充分。监督发现的问题缺乏有效的整改落实机制,对违法违规行为的问责力度不够,导致监督“走过场”,难以形成有效的震慑。部分地区虽然建立了监督考核机制,但考核结果与部门绩效、干部评价等挂钩不够紧密,难以发挥激励约束作用。

  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保障,当前法律法规不健全、保障措施不到位、考核评价不科学等问题,导致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缺乏稳定的运行支撑,难以持续发挥效能。

  一是法律法规不健全。目前,关于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缺乏专门的法律规定和统一的制度规范。现有规定多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中,内容较为原则,缺乏可操作性,难以对跨部门协同和监督进行有效规范。例如,对于跨部门数据共享的权利义务、责任追究等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二是保障措施不到位。跨部门协同和监督工作缺乏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保障,部分地区数字化平台建设投入不足,技术支撑不够;协同工作经费缺乏稳定的来源,影响了联合执法、跨部门调研等工作的开展;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缺乏既懂执法司法业务又懂信息技术、数据分析的复合型人才,难以满足数字化协同和监督的需要。三是考核评价机制不科学。考核评价指标设置不合理,过于注重办案数量、执法次数等量化指标,对协同效果、监督效能等质化指标关注不够;考核方式较为单一,缺乏多元主体的参与,考核结果不够客观公正;考核结果与奖惩机制挂钩不够紧密,难以有效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条件、重视程度等不同,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在区域和领域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影响了整体治理效能的提升。

  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东部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实力强、技术水平高,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建设较为完善,数字化赋能水平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技术条件有限,机制建设相对滞后,协同和监督效能较低。例如,上海、贵阳等地的数字化平台建设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而一些中西部地区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协同模式上。二是领域发展不平衡。在刑事诉讼、食品药品安全等传统领域,跨部门协同和监督机制相对成熟;而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平台经济等新兴领域,由于缺乏成熟的经验和规范,协同和监督机制还不完善,存在监管空白和监督盲区。例如,对于平台经济中的不正当竞争、数据滥用等问题,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监管机制尚未完全建立,难以形成有效应对。

  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根源在于思想认识、体制机制、技术支撑、法治保障等多个层面,只有深挖根源,才能从根本上破解难题。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部分部门和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滞后,缺乏系统思维、协同意识和数字思维,成为制约机制完善的主观因素。一是协同意识不强。部分部门和工作人员仍然存在本位主义思想,缺乏系统思维和全局观念,认为跨部门协同是额外负担,对协同工作重视不够、积极性不高。二是监督理念落后。部分部门和工作人员对监督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监督是“挑毛病”“找问题”,存在抵触情绪;监督理念仍然停留在传统的事后监督、被动监督层面,缺乏事前预防、主动监督的意识。三是数字思维不足。部分部门和工作人员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协同和监督效能的意识和能力,仍然习惯于传统的工作模式和方法。

  体制机制是管全局、管长远的关键,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执法司法体制存在的部门分割、条块分割等问题,成为制约跨部门协同和监督的深层次障碍。一是行政管理体制制约。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以部门管理为主,各部门具有相对独立的职责、权限和利益,容易形成部门壁垒和利益分割,不利于跨部门协同和监督。二是执法司法体制不完善。执法司法机关之间的权责配置还不够合理,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机制还不够健全,影响了跨部门协同的效率和效果。三是条块分割问题突出。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不同层级部门之间协同配合不够顺畅,存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现象,影响跨部门协同和监督的整体效能。

  技术是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信息技术发展不平衡、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安全保障能力不足等问题,难以满足跨部门协同和监督的技术需求。一是信息技术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信息技术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部分地区和部门的信息系统建设滞后,技术装备陈旧,难以满足跨部门数据共享和数字化协同的需要。二是数据标准和技术规范不统一。缺乏全国统一的执法司法数据标准和技术规范,导致不同部门的信息系统难以兼容,数据难以有效流转和共享。三是数据安全保障能力不足。随着数据共享范围的扩大,数据安全风险日益突出,但部分地区和部门的数据安全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数据安全防护技术和管理制度,影响了数据共享的积极性和安全性。

  法治是机制运行的根本保障,立法滞后、法律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法律实施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导致跨部门协同和监督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刚性约束。一是立法滞后于实践发展。随着执法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跨部门协同和监督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但相关立法未能及时跟进,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规范指引。二是法律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对于跨部门协同和监督中出现的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行为,缺乏明确的法律责任规定和有效的追究机制,导致责任追究难以落实到位。三是法律实施机制不健全。现有法律法规的执行缺乏有效的监督保障机制,部分规定流于形式,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明确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是完善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的重要前提,其能够为机制建设提供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同时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取得实效。

  基本原则是机制建设的灵魂,贯穿于机制完善的全过程,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价值引领和方法指导,确保机制建设不偏离正确方向。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完善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的根本保证。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于跨部门协同和监督的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机制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推进。要充分发挥党委政法委的牵头协调作用,统筹解决协同和监督中的重大问题,整合各类治理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各部门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确保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工作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以人民为中心是政法工作的根本价值导向,机制完善必须围绕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以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提升群众满意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是政法工作的根本价值导向,也是完善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始终围绕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司法突出问题,推进机制建设。要通过完善协同机制,提升执法司法效率,方便群众办事,减少群众诉累;通过强化监督机制,确保执法司法公正,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接受群众监督,让机制建设更加符合群众期待。

  系统协同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机制完善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兼顾各部门、各环节、各领域的关系,实现协同和监督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系统协同是完善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的核心思想。要打破部门壁垒、层级限制和区域分割,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内外配合的协同体系;要统筹推进制度建设、技术支撑、监督保障等各项工作,实现协同和监督的全链条、全方位覆盖;要注重协同和监督的衔接配合,以协同提升治理效能,以监督保障协同规范,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依法规范是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机制完善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明确主体权责、规范运行程序,确保协同和监督工作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依法规范是完善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的基本要求。必须坚持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明确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的主体、权限、程序和责任,确保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严格规范执法司法行为,确保协同和监督活动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防止权力滥用;要坚持权责法定、权责统一,明确各部门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确保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升执法司法人员的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能力,同时确保机制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机制完善必须坚持创新思维,积极推进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方法创新,为机制运行注入持久动力。创新驱动是完善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的动力源泉。必须坚持创新思维,积极探索协同和监督的新模式、新方法、新路径。要以数字化转型为契机,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构建智能化、高效化的数字化协同和监督平台;要推进制度创新,完善协同机制、监督机制、考核机制等各项制度,破解体制机制障碍;要推进方法创新,借鉴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结合本地实际,探索符合时代要求和实践需要的协同和监督方法,不断提升机制运行效能。

  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机制完善必须聚焦突出问题、明确长远目标,既要解决当前紧迫问题,又要构建长效机制,确保工作实效。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是完善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的重要方法。必须聚焦当前协同和监督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分析问题成因,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补齐制度短板、堵塞工作漏洞;要围绕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总体目标,明确机制建设的长远方向和阶段性任务,循序渐进、稳步推进。要把解决具体问题与实现长远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既要立足当前,着力解决实践中存在的紧迫问题,又要着眼长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长效机制。

  总体目标是机制建设的蓝图,明确机制完善的长远方向和阶段性任务,能够凝聚共识、统筹力量,确保机制建设有序推进、分步实现。

  短期目标聚焦解决当前突出问题,推动机制基本健全,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确保机制建设快速取得阶段性成效。

  到2027年底,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基本健全,重点领域协同机制更加完善。一是权责体系基本明晰,制定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重点事项清单,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解决权责不清、协同不畅等突出问题。二是数字化平台初步建成,构建全国统一的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框架,实现执法司法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初步共享,数字化赋能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三是监督机制有效运行,建立健全多元协同的监督体系,监督方式更加丰富,监督效能明显提升,执法司法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四是保障体系基本完善,出台一批相关制度规范,人才队伍建设明显得到加强,经费保障机制更加健全,为机制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中期目标聚焦机制成熟定型,推动协同和监督效能全面提升,实现治理水平的质的飞跃,为长远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到2030年底,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更加成熟定型,协同和监督效能全面提升。一是协同体系高效运行,形成覆盖所有执法司法领域的跨部门协同机制,协同流程更加规范,协同效率大幅提升,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内外配合”的良好局面。二是数字化赋能深度融合,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功能更加完善,实现数据共享、智能分析、风险预警、精准监督等高端应用,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达到新高度。三是监督体系全面覆盖,构建起全流程、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体系,监督主体协同联动,监督方式科学有效,监督结果充分运用,执法司法公正高效权威得到充分保障。四是法治保障更加有力,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更加完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更加健全,机制运行的法治化水平显著提升。

  长期目标聚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同和监督模式,与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相适应,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相匹配,为全球法治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到2035年,建成与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相适应、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相匹配的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实现协同和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智能化、高效化,执法司法机关协同治理能力显著增强,执法司法质效和公信力达到新水平;人民群众对执法司法工作的满意度大幅提升,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模式更加成熟,为全球法治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针对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结合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从健全协同机制、强化数字赋能、完善监督机制、健全保障体系、聚焦重点领域、深化机制创新六个维度,提出具体可行的完善路径,确保机制建设落地见效。

  协同机制是跨部门执法司法工作的基础,只有明确权责、规范流程、创新模式,才能打破部门壁垒,实现高效协同,破解“协同难”问题。

  权责划分是协同的前提,必须通过制定清单、细化标准,建立协调机制,确保各协同主体权责清晰、边界明确,避免推诿扯皮。

  一是制定协同事项清单。按照“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梳理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的重点事项,制定全国统一的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事项清单,明确协同事项的牵头部门、配合部门、协同内容和责任分工。对涉及多个部门的复杂事项,明确主牵头部门和副牵头部门,避免多头指挥、责任分散。清单实行动态管理,根据法律法规修订和执法司法实践需要及时调整更新。二是细化权责划分标准。针对不同类型的协同事项,制定具体的权责划分标准,明确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的权利义务。牵头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制定方案、组织实施和督促检查;配合部门负责按照职责分工,主动配合牵头部门开展工作,及时提供相关信息和支持。对权责边界模糊的新兴领域和交叉领域,按照“领域归口、业务相近”原则和主要行为特征,及时研判定性、明确监管职责,防止出现监管空白。三是建立权责争议协调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权责争议协调机制,对协同过程中出现的权责争议,由党委政法委牵头协调解决;协调不成的,提请同级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裁决。明确协调和裁决的程序和时限,确保争议及时有效解决,不影响协同工作开展。

  程序规范是协同高效的保障,必须通过制定统一流程、建立会商机制、规范文书格式,确保协同工作有序开展、有章可循。

  一是制定协同工作流程。针对不同类型的协同事项,制定统一的协同工作流程和操作标准,明确案件移送、证据共享、线索移交、联合处置等环节的程序要求、时间节点和责任主体。例如,在行刑衔接中,明确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程序、时限和材料要求;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程序和标准;检察机关向行政执法机关移送行政违法线索的流程和要求。二是建立协同会商机制。建立跨部门协同会商机制,定期召开协同工作会议,通报协同工作进展情况,研究解决协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重大复杂的协同事项,实行专题会商,由牵头部门召集相关配合部门共同研究制定解决方案。会商结果形成会议纪要,作为协同工作的重要依据。三是规范协同文书格式。制定统一的跨部门协同文书格式,包括案件移送函、证据移交清单、线索移送函、协同处置意见书等,确保协同文书的规范性和统一性。协同文书实行电子化流转,通过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实现线上传输和签收,提高协同效率。

  模式创新是提升协同效能的关键,必须通过推行告知制度、建立联合执法机制、构建跨区域协同机制、推进“一站式”服务,丰富协同方式,提升协同实效。

  一是推行“一业一册”的告知制度。针对不同行业的执法司法协同需求,制定“一业一册”合规经营指南和协同工作手册,一次性告知市场主体合规经营要求和各部门协同职责,稳定市场主体预期,提升协同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二是建立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对涉及多部门的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推行跨部门联合执法,由牵头部门组织相关配合部门开展联合检查、联合办案、联合处置。联合执法实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方式,结合监管对象信用等级和风险分类,合理确定抽查比例、频次和参与部门,避免重复检查、多头执法。三是构建跨区域协同机制。建立健全跨区域执法司法协同机制,打破区域分割,实现跨区域案件移送、证据共享、线索移交和联合处置。加强省际、市际、县际之间的协同配合,建立区域协同工作联盟,共同应对跨区域犯罪、环境污染等问题。四是推进“一站式”协同服务。整合跨部门执法司法服务资源,构建“一站式”协同服务平台,为群众和市场主体提供便捷高效的协同服务。例如,在诉讼服务领域,实现立案、缴费、送达、调解等事项的“一站式”办理;在行政执法领域,实现审批、监管、处罚等事项的协同办理。

  数字赋能是新时代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只有建设统一平台、健全数据机制、提升智能应用水平,才能最终打破数据壁垒,进而实现协同和监督的智能化、高效化。

  平台是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的载体。必须按照“全国一盘棋”的思路,建设统一平台,整合现有资源,实现上下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共用。

  一是明确平台建设定位。按照“全国一盘棋”的思路,建设全国统一的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推动政法工作数字化。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科技应用于政法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整合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等部门的信息系统,实现执法司法数据的集中管理、统一调度和高效共享。平台定位为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的核心载体,兼具数据共享、业务协同、智能分析、监督预警等功能,为跨部门协同和监督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二是统筹平台建设规划。制定全国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总体规划和技术规范,明确平台的建设目标、主要功能、技术架构、数据标准等内容。按照“统一规划、分级建设、分步实施”的原则,推进国家、省、市、县四级平台建设,实现上下互联互通、数据同步共享。鼓励各地在全国统一框架下,结合本地实际进行个性化功能拓展。三是整合现有信息系统。对各地已建成的数字化平台和信息系统进行整合升级,按照全国统一的技术规范和数据标准进行改造,实现与全国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的对接联通。淘汰落后的信息系统,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例如,将上海数字法院、贵阳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等地方平台的先进功能和经验,融入全国统一平台建设中。

  数据是平台运行的核心。必须通过制定统一标准、建立分级分类共享机制、加强质量管控和安全保障,确保数据可用、安全、规范。

  一是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建立全国统一的执法司法数据标准体系,明确数据采集、存储、传输、共享、应用等各环节的标准和要求。统一数据编码、数据格式、数据接口等技术规范,确保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数据能够有效兼容和流转。重点规范人口信息、法人信息、案件信息、证据信息、执法司法人员信息等核心数据的标准。二是建立分级分类数据共享机制。按照“应享尽享、按需共享”的原则,建立分级分类的数据共享机制,为科学决策、社会治理与司法信息化建设提供扎实的法治实证数据支撑。将执法司法数据分为公开共享、依申请共享、受限共享三类,明确不同类型数据的共享范围、共享条件和共享方式。公开共享数据向社会公众开放;依申请共享数据由相关部门根据法定权限和程序申请获取;受限共享数据仅限特定部门因特定工作需要共享。建立数据共享申请、审核、授权、使用等全流程管理机制,确保数据共享规范有序。三是加强数据质量管控。建立健全数据质量管控体系,明确数据采集责任主体,规范数据采集流程,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建立数据质量审核机制,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实时审核和定期校验,发现数据错误或缺失的,及时退回修正。建立数据质量评价机制,将数据质量纳入部门绩效考核,督促各部门重视数据质量。四是强化数据安全保障。建立健全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制定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和应急预案,加强数据安全技术防护,采用加密存储、访问控制、安全审计等技术手段,防范数据泄露、篡改、滥用等风险。构建考核评价体系,将数据准确性、使用行为可追溯性等纳入评价指标,确保数据应用的合法、正当与安全。明确数据安全责任,落实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定期开展数据安全检查和风险评估。加强涉密数据管理,严格按照保密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存储和传输,确保数据安全。

  智能应用是平台价值的体现。必须通过构建智能场景、开发监督模块、强化数据分析,实现协同和监督的精准化、智能化,提升治理效能。

  监督机制是保障协同行为规范有序的关键。只有强化主体协同、完善全流程监督、创新监督方式,才能形成监督合力,提升监督效能,确保权力规范运行。

  监督主体多元是监督有效的基础。必须通过发挥党委监督核心作用、强化人大监督法定作用、发挥司法监督专业作用、畅通社会和舆论监督渠道,形成多元协同的监督格局。

  一是发挥党委监督的核心作用。党委监督是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的核心,要加强党委对执法司法工作的全面监督,定期听取政法机关工作汇报,研究解决执法司法中的重大问题。充分发挥党委政法委的执法监督职能,建立健全政治督察、综治督导、执法监督、纪律作风督查巡查等制度机制,加强对跨部门协同和监督机制运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各部门落实协同和监督责任。二是强化人大监督的法定作用。人大监督是具有法定效力的监督形式,要加强人大对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工作的监督,通过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开展执法检查、询问和质询等方式,督促政法机关和相关部门完善协同和监督机制,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建立人大代表参与跨部门执法司法监督的机制,组织人大代表视察、调研跨部门协同和监督工作,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三是发挥司法监督的专业作用。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要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活动的法律监督。重点加强对行刑衔接、案件移送、证据共享等环节的监督,发现行政执法机关应当移送而未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未立案或不应当立案而立案、法院审判程序违法等问题的,依法提出监督意见。加强对跨部门联合执法的监督,确保执法活动合法规范。审判机关要通过行政诉讼等方式,加强对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监督,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四是畅通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渠道。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是重要的外部监督形式,要畅通群众监督渠道,设立举报电话、举报信箱、网络举报平台等,方便群众举报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建立群众举报处理机制,对群众举报的问题及时调查处理并反馈结果。支持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客观报道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工作中的问题,发挥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同时,规范舆论监督行为,防止虚假报道和恶意炒作。

  监督过程全覆盖是监督有效的关键。必须通过加强事前预防、强化事中动态监督、完善事后追责等环节,构建全流程、无死角的监督体系,以确保问题得到早发现、早纠正。

  一是加强事前预防监督。建立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事前审查机制,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协同事项,在实施前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审查,防范潜在风险。建立协同事项风险评估机制,对协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预判,制定风险防范预案。例如,在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前,对执法方案进行审查,评估执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确保执法活动安全有序。二是强化事中动态监督。依托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对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活动进行实时动态监督。通过视频监控、数据追踪等方式,记录协同工作的全过程,确保每一个环节都符合法定程序。建立事中预警机制,对协同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如超期未办理、数据异常流转等,及时发出预警信息,督促相关部门及时整改。例如,贵阳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通过“数据铁笼”实现对执法司法全过程的实时监控,确保执法司法行为合法规范。三是完善事后追责监督。建立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事后评估机制,对协同事项的完成情况、效果和合法性进行全面评估,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措施。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对协同过程中出现的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责任追究包括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确保责任追究到位。例如,綦江通过将执法效能与绩效考核挂钩,对执法不力的部门和人员进行问责。

  监督方式创新是提升监督效能的动力。必须通过推行“智慧监督”、开展专项监督、建立交叉监督、引入第三方评估等途径,丰富监督手段,提升监督的精准性和实效性。

  保障体系是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只有完善法律法规、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强化经费与技术保障、健全考核评价机制,才能为跨部门协同和监督机制提供坚实支撑,确保机制长效运行。

  法治保障是机制运行的根本,必须通过加快专项立法、修订现有法律法规、健全法律解释机制,为跨部门协同和监督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刚性约束。

  一是加快专项立法进程。针对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的现实需求,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进程,制定专门的《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条例》,明确协同和监督的基本原则、主体权责、运行程序、数据共享、法律责任等内容,为机制运行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二是修订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完善,补充跨部门协同和监督的相关内容,消除法律冲突和空白。例如,在《行政处罚法》中明确跨部门联合执法的程序和要求,在《刑事诉讼法》中完善行刑衔接的相关规定。三是健全法律解释机制。针对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中出现的法律适用问题,及时出台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明确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执法司法尺度。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联合出台关于跨部门协同办案的司法解释,规范协同办案的法律适用问题。

  人才是机制运行的核心要素,必须通过培养复合型人才、建立人才交流机制、加强专家智库建设,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机制运行提供智力支撑。

  一是培养复合型人才。加强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复合型人才培养,培养一批既懂执法司法业务,又懂信息技术、数据分析、法律政策的复合型人才。通过高校专业设置、在职培训、人才引进等方式,充实复合型人才队伍。例如,在政法院校开设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相关专业,培养专业人才;组织现有执法司法人员参加信息技术、数据分析等方面的培训,提高数字素养与数字能力。二是建立人才交流机制。建立跨部门、跨区域人才交流机制,组织政法机关和相关行政监管部门的人员相互交流学习,增进对不同部门业务的了解,提升协同工作能力。例如,组织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等部门的人员开展轮岗交流;组织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员开展对流,分享先进经验和做法。三是加强专家智库建设。组建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专家智库,邀请法学专家、信息技术专家、执法司法实务专家等加入,为机制建设提供决策咨询和技术支持。专家智库可以参与法律法规制定、数字化平台建设、监督模型构建等工作,提升机制建设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经费与技术是机制运行的物质基础,必须通过加大经费投入、加强技术研发、完善基础设施,为跨部门协同和监督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和先进的技术支撑。

  一是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将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工作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保障数字化平台建设、维护、升级,人才培养,联合执法,监督检查等工作的顺利开展。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基层的经费倾斜力度,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数字化平台建设和运营,形成多元化的经费投入格局。二是加强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大对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相关技术的研发投入,支持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在协同和监督中的应用。与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开展合作,联合研发智能协同、智能监督等核心技术和应用系统,提升技术支撑能力。建立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对在技术研发和应用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三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执法司法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融合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提升网络带宽、存储能力、计算能力等硬件水平,为数字化平台运行提供有力支撑。推进执法司法场所智能化改造,配备必要的智能设备和终端,提升协同和监督的智能化水平。例如,在执法办案场所安装智能监控设备、数据采集设备等,实现执法司法活动的全程留痕和数据实时采集。

  考核评价是调动积极性的重要手段,必须通过制定科学指标体系、完善考核方式、强化结果运用等方式,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各部门积极履行协同和监督职责。

  一是制定科学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健全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指标设置要兼顾量化指标和质化指标,涵盖协同职责落实、协同流程规范、协同效率、监督成效、数据质量、群众满意度等方面。参考綦江的“1+3+N+X”的指数矩阵模式,构建立体化、全方位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针对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特点,设置差异化的考核指标和权重。二是完善考核评价方式。采用“日常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内部考核与外部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考核评价方式,确保考核结果客观公正。日常考核通过数字化平台实时采集数据,自动生成考核结果;年度考核结合专项检查、述职述廉等方式进行。内部考核由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进行考核;外部评价引入群众评价、第三方评估等方式。三是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考核评价结果与部门绩效、干部评优评先、职务晋升等直接挂钩,对考核优秀的部门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考核不合格的部门和个人进行约谈、通报批评,限期整改;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追究责任。建立考核结果反馈机制,及时向被考核部门和个人反馈考核结果,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重点领域是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的关键战场,只有聚焦刑事诉讼、行刑衔接、民生保障、新兴领域、生态环境保护、跨区域治理等重点领域,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才能让机制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回应社会关切。

  刑事诉讼是执法司法协同的核心领域,健全跨部门执法司法协作与监督机制,以提升执法效能与司法公信力。其中,必须完善公检法司等部门全流程协同和监督机制,确保刑事诉讼活动合法规范、公正高效。重点完善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等部门之间的协同和监督机制。在协同方面,健全刑事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全流程协同机制,实现案件信息、证据材料、法律文书等实时共享和线上流转。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跨部门协同机制,加强公检法司之间的沟通协调,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依法规范运行。在监督方面,强化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重点监督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环节,确保刑事诉讼活动合法规范。依托数字化平台,构建刑事诉讼全流程监督模型,实现对超期办案、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自动预警和监督纠正。

  行刑衔接是解决“以罚代刑”“以刑代罚”的关键,必须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机制,确保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无缝对接、有效贯通。重点完善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之间的双向衔接机制。在正向衔接方面,健全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机制,明确移送标准、程序和时限,确保“应移尽移”。在反向衔接方面,完善检察机关对作出不起诉决定但涉嫌行政违法的案件向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机制,确保“应罚尽罚”。建立行刑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实现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之间的信息实时共享和案件线上移送、跟踪督办。加强对行刑衔接工作的监督,建立行刑衔接案件专项监督机制,对应当移送而未移送、应当处罚而未处罚等问题依法监督纠正。

  民生保障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必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完善跨部门协同和监督机制,守护群众合法权益,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聚焦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劳动保障、预付式消费、医保基金安全等民生重点领域,完善跨部门协同和监督机制。在协同方面,建立民生领域风险预警和联合处置机制,通过数据共享和智能分析,及时发现民生领域的风险隐患,组织相关部门开展联合处置。例如,完善医保基金追偿信息共享与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法院与医保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防范医保基金流失风险。在监督方面,构建民生领域执法司法协同监督机制,加强对民生领域执法司法活动的监督,严厉打击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建立民生领域执法司法效果评估机制,以群众满意度为核心指标,评估协同和监督机制的实施效果。

  新兴领域(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平台经济、数字金融等)是执法司法面临的新挑战,必须加快完善跨部门协同和监督机制,规范新兴领域发展,防范新兴领域风险,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在协同方面,明确新兴领域执法司法协同的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建立“领域归口+业务联动”的协同治理格局。数据安全领域以网信部门为牵头单位,联合公安、检察、法院、工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数据安全风险联合研判、违法线索移送、案件协同办理机制,重点打击数据泄露、非法采集、滥用数据等违法犯罪行为;人工智能领域由科技部门牵头,联合政法机关、行业主管部门,建立人工智能算法安全审查、伦理评估、侵权纠纷协同处置机制,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平台经济领域以市场监管部门为牵头单位,联合发改、工信、政法机关等,构建平台经济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协同治理体系,实现对平台企业的全链条监管;数字金融领域由金融监管部门牵头,联合公安、检察、法院等,建立数字金融风险预警、违法犯罪联合打击、投资者权益保护协同机制,防范化解数字金融风险。

  在监督方面,创新新兴领域监督模式,构建“技术监测+专业监督+社会监督”的多元监督体系。依托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开发新兴领域执法司法监督智能模型,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对平台数据、交易记录、算法模型等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发现违法违规线索;组建新兴领域执法司法监督专家团队,为监督工作提供专业支持,破解技术壁垒和专业难题;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建立新兴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奖励机制,鼓励公众、行业协会、媒体等参与监督。同时,加强新兴领域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提升市场主体合规经营意识和公众风险防范意识,从源头上减少违法违规行为发生。例如,浙江省检察机关探索“检察+数字监管”模式,联合网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平台经济合规监督平台,通过数据共享和智能分析,实现对平台企业的精准监督,有效规范了平台经济秩序。

  生态环境保护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必须强化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筑牢生态安全法治屏障,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协同方面,建立“环保+公安+检察+法院+自然资源+林业草原”等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需要执法与司法机关的合力协同,从而实现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公益诉讼的无缝衔接。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同机制,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调查取证、责任认定、赔偿磋商、诉讼衔接等程序,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环境公益诉讼有效衔接;建立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机制,针对跨流域、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由上级党委政法委或生态环境部门牵头,协调相关地区开展联合执法、联合办案、联合治理,避免“各自为战”“邻避效应”。

  在监督方面,构建“全方位、全流程、全覆盖”的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司法监督体系。强化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监督职能,重点监督生态环境领域行政不作为、乱作为以及刑事立案、侦查、审判等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建立生态环境执法司法效果评估机制,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指标,评估协同治理成效;引入第三方机构对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效果进行评估,确保修复工作落到实处。例如,长江经济带11省市检察机关建立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同监督机制,联合开展“守护长江母亲河”专项监督行动,通过线索共享、联合办案、异地协作等方式,依法打击破坏长江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推动解决了一批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难题。

  随着人员、资金、物资等要素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跨区域执法司法问题愈发突出,必须打破区域分割,构建和完善跨区域协同和监督机制,提升区域治理整体效能。

  在协同方面,建立“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跨区域执法司法协同机制。纵向层面,明确上下级政法机关在跨区域协同中的职责分工,上级机关加强对下级机关的指导协调和统筹调度;横向层面,推动省际、市际、县际之间建立跨区域协同合作协议,明确协同事项、流程和责任,实现跨区域案件移送、证据共享、线索移交、联合处置等功能。重点完善跨区域犯罪打击协同机制,建立跨区域犯罪线索通报、联合侦查、同步起诉、协同审判机制,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跨区域流窜作案等违法犯罪行为;完善跨区域执行协同机制,建立全国法院执行协同平台,实现跨区域财产查控、失信联合惩戒、异地执行协助等功能,有效破解“执行难”问题。

  在监督方面,建立跨区域执法司法协同监督机制,由上级党委政法委牵头,统筹协调跨区域监督工作。建立跨区域监督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监督线索、监督意见、整改情况等信息的实时共享;建立跨区域联合监督机制,针对重大跨区域执法司法案件,组织相关地区监督主体开展联合监督,确保案件依法公正处理;建立跨区域监督结果互认机制,强化监督的权威性和实效性。例如,京津冀三地政法机关建立跨区域执法司法协同机制,在环境治理、交通管理、犯罪打击等领域开展深度协作,通过联合执法、案件协查、信息共享等方式,提升了区域治理效能;长三角地区建立了跨区域法院司法协作机制,实现了诉讼服务“一网通办”、司法文书异地电子送达、跨区域财产保全等功能,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机制创新是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必须通过动态管理、争议解决、标准化建设、理论与实践联动,推动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持续优化、成熟定型。

  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事项具有鲜明的动态性和发展性,必须顺应法律法规修订、执法司法实践发展趋势,建立科学的动态管理机制,确保事项清单与治理需求精准匹配。

  一是定期梳理协同和监督事项,由党委政法委牵头,会同相关部门每2-3年对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事项进行全面梳理,根据法律法规修订、机构改革、执法司法实践需求等情况,及时调整协同和监督事项清单,新增新兴领域协同和监督事项,取消过时、失效的事项。二是建立事项申报和审核机制,相关部门可以根据执法司法实践需要,向党委政法委提出新增协同和监督事项的申请,党委政法委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审核,符合条件的纳入事项清单。三是加强事项实施效果评估,对纳入清单的协同和监督事项,定期开展实施效果评估,根据评估结果优化调整事项内容和实施方式,确保事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协同和监督过程中的争议分歧是影响机制运行效能的重要因素,必须建立高效、规范的争议解决机制,旨在快速化解矛盾、凝聚共识,保障协同和监督工作顺畅推进。

  一是建立层级化争议解决机制,对协同和监督过程中出现的一般争议,由牵头部门组织相关配合部门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请同级党委政法委协调解决;对重大复杂争议,由党委政法委牵头组织专题会商,必要时提请同级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裁决。二是明确争议解决程序和时限,制定协同和监督争议解决程序规则,明确争议提出、受理、调查、协调、裁决等环节的程序要求和时间节点,确保争议及时有效解决,不影响协同和监督工作开展。三是建立争议解决结果反馈机制,争议解决结果及时向相关部门反馈,相关部门必须严格执行争议解决决定,确保协同和监督工作顺利推进。

  标准化是提升机制运行规范化水平的重要手段,必须通过制定统一标准、强化标准执行,实现协同和监督工作的统一化、规范化,减少随意性和碎片化。

  一是制定协同工作标准,针对不同类型的协同事项,包括协同流程标准、文书格式标准、数据共享标准、责任划分标准等,制定统一的标准,确保协同工作的统一性和规范性。二是制定监督工作标准,明确监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方式、监督程序、监督结果运用等方面的标准,规范监督行为,提升监督效能。三是建立标准实施监督机制,由党委政法委牵头,对协同和监督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标准得到严格执行;定期对标准进行修订完善,适应执法司法实践发展需要。例如,公安部制定了《公安机关跨部门执法协同工作标准》,明确了跨部门执法协同的流程、文书、数据等标准,有效提升了公安机关跨部门执法协同的规范化水平。

  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必须推动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深度融合,为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完善提供持续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动力。

  一是深化理论研究,组织高校、科研机构、政法机关开展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理论研究,重点研究协同和监督的基本理论、核心要素、运行规律、制度设计等问题,形成一批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机制完善提供理论指导。二是鼓励实践创新,支持各地政法机关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开展协同和监督机制创新试点,探索协同和监督的新模式、新方法、新路径。例如,支持部分地区开展数字化协同监督试点、新兴领域协同治理试点、跨区域协同执法试点等,总结推广试点经验。三是建立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对接机制,推动理论研究成果向实践转化,将实践中成熟的经验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举措。完善这一机制,既是贯彻落实习对政法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第二次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新期待、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需要。

  本文通过对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的理论基础、时代价值、实践探索、存在问题的系统分析,提出了完善机制的有效路径和方法。研究表明,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系统协同、依法规范、创新驱动、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构建权责清晰、运行顺畅、智能高效、监督有力的协同和监督体系为总体目标,从健全协同机制、强化数字赋能、完善监督机制、健全保障体系、聚焦重点领域、深化机制创新等六个维度统筹推进。

  在实践中,要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机制完善的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党委政法委的牵头协调作用,打破部门壁垒和利益分割,形成工作合力;要以数字化转型为契机,建设全国统一的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健全数据共享与管理机制,提升智能应用水平,以技术赋能推动协同和监督效能提升;要构建多元协同、全程覆盖的监督体系,强化监督主体协同,完善全流程监督机制,创新监督方式方法,确保执法司法权依法规范行使;要健全法律法规、人才队伍、经费技术、考核评价等保障体系,为机制运行提供有力支撑;要聚焦刑事诉讼、行刑衔接、民生保障、新兴领域、生态环境保护、跨区域治理等重点领域,推动协同和监督机制精准落地;要深化机制创新,建立协同和监督事项动态管理、争议解决、标准化建设等机制,提升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相信通过各方共同努力,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机制将不断完善,执法司法机关的协同治理能力和监督效能将持续提升,执法司法质效和公信力将显著增强,为法治中国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