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生物经济(forest bioeconomy)日益作为政策和发展概念被讨论,但其含义、实施路径和社会接受度在不同背景下仍然不均衡。尽管生物经济(bioeconomy)转型在全球北方(Global North)被广泛研究,但经济、制度和政策条件不同地区的利益
森林生物经济(forest bioeconomy)日益作为政策和发展概念被讨论,但其含义、实施路径和社会接受度在不同背景下仍然不均衡。尽管生物经济(bioeconomy)转型在全球北方(Global North)被广泛研究,但经济、制度和政策条件不同地区的利益相关者感知受到的关注较少。本研究考察了中欧(Central Europe)和湄公河地区(Mekong region)案例中森林生物经济的感知,聚焦于三个维度:对生物经济相关概念和部门的理解、对实施和森林工业转型的感知,以及对支持机制和障碍的看法。研究人员通过在线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和费歇尔精确检验(Fisher’s exact test)、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以及二元逻辑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收集数据。结果显示,“生物经济”(bioeconomy)一词的理解程度低于相关概念如“可持续森林管理”(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SFM)和“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表明提高认知的努力可建立在利益相关者已熟悉的概念之上。分析还揭示了中欧和湄公河地区案例在生物经济概念、机遇和实施障碍感知方面的差异。同时,不同案例的利益相关者对森林部门对生物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达成了广泛共识。中欧和湄公河地区案例的纳入允许对不同文化、经济和政策背景下的利益相关者视角进行探索性比较。通过整合这些多样化背景,本研究有助于填补代表性不足地区的知识空白,并指出跨区域合作和知识交流以支持森林生物经济发展的可能路径。
森林生物经济(forest bioeconomy)作为融合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政策概念,近年来备受关注。然而,其定义、实施路径和公众接受度因区域而异。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全球北方(Global North),如欧洲和北美,而对经济、制度和政策条件差异较大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地区关注不足。中欧(Central Europe)地区虽有欧盟生物经济战略(EU Bioeconomy Strategy)的框架,但各国(如捷克、斯洛伐克)尚未建立国家生物经济战略;湄公河地区(Mekong region)的泰国、老挝、越南则处于生物经济转型的早期阶段,政策框架不完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的认知是推动生物经济转型的关键,但跨区域比较研究匮乏。为此,本研究旨在通过比较中欧(捷克、斯洛伐克)和湄公河地区(泰国、老挝、越南)五个案例,回答三个研究问题:利益相关者对生物经济相关概念和部门的理解如何?对森林生物经济实施和森林工业转型的感知如何?对支持机制和障碍的看法如何?研究假设:上述三个维度在不同案例和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论文发表在《Frontiers in Forests and Global Change》。
研究采用比较案例调查设计,通过在线问卷收集数据,样本来自中欧(捷克、斯洛伐克)和湄公河地区(泰国、老挝、越南)的336名利益相关者,代表“黄金三角”(golden triangle)目标群体:行业(industry)、政府(government)和大学(university)。数据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分析趋势;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或费歇尔精确检验(Fisher’s exact test)检验案例与分类变量间的关联;K-means聚类分析(K-means cluster analysis)将受访者感知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二元逻辑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识别高分组感知的预测变量。此外,研究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ACF)作为解释性理论视角,但未用于识别正式联盟,仅帮助解释差异背后的信念取向。
研究发现,受访者对“生物经济”(bioeconomy)的理解程度最低,仅46%自认完全理解,低于“可持续森林管理”(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SFM)(约84%完全理解)和“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约68%完全理解)。区域差异显著:中欧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完全理解比例约50%,高于湄公河地区(约38%),其中越南最低(17.2%)。卡方检验显示,中欧与湄公河地区分布差异显著(p=0.015),且湄公河内部三国间差异显著(p=0.00028)。
受访者普遍认为森林资源利用程度较高,尤其在生物能源、家具、包装材料等领域。但部分行业(如家具制造、纸浆和造纸)与生物经济的关联认知不足。聚类分析将受访者分为高、低感知组。二元逻辑回归(表1)显示,斯洛伐克(OR=2.31)和老挝(OR=3.12)的受访者更可能属于高感知组;年龄>
46岁(OR=1.96)、低教育水平(低于高等教育,OR=2.67)也是高感知的预测因素。此外,对生物经济目标理解度高(OR=2.23)、对森林工业实施感知正面(OR=2.34)、对支持机制感知高(OR=3.55)的受访者更可能认为生物经济实施良好。
支持机制方面,中欧与湄公河地区在补贴、税收减免、投资支持、知识转移等具体措施上的感知分布差异显著(p
<0.05)。障碍方面,区域差异显著:斯洛伐克77.3%受访者认为财务支持不足是主要障碍,而老挝86.3%认为技术落后是主要障碍。卡方检验显示,在“财务支持不足”(p=0.00012)、“技术进展缓慢”(p=1.06×10??)、“企业不愿采纳”(p=3.23×10??)和“利益相关者认知低”(p=0.0013)四个障碍选项上,中欧与湄公河地区分布差异显著。
讨论部分指出,区域归属是塑造生物经济感知的关键因素,可通过倡导联盟框架(ACF)解释:不同政策子系统、行动者信念和制度背景导致对生物经济概念、实施障碍和支持措施的差异解读。研究强调,生物经济概念理解度低提示需加强针对性教育和战略沟通;森林工业与生物经济的关联认知不足需通过行业宣传弥补;支持机制和障碍的区域差异表明应制定因地制宜的政策,而非“一刀切”方案。结论部分翻译如下:
本研究通过三个维度(对生物经济相关概念和部门的理解、对实施和森林工业转型的感知、对支持机制和障碍的看法)探讨了中欧和湄公河地区利益相关者对森林生物经济的感知。基于所用方法,可得出结论:“生物经济”一词在所有案例中理解度最低,低于50%的受访者表示高度熟悉;而“可持续森林管理”和“循环经济”被多数受访者认可,表明可通过这些相关概念提高对生物经济的认知以增强社会支持。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案例间在生物经济概念理解和实施感知上的显著差异,支持假设H1和H2,表明利益相关者以不同方式解读生物经济,反映多样的制度、社会经济和政策背景。结果还显示区域归属在塑造对生物经济转型障碍的感知中起重要作用,支持假设H3,表明障碍的应对应根据具体区域和制度背景。同时,中欧和湄公河地区受访者提及了多样化的支持形式,表明不同措施在不同部门和区域具有相关性。从政策角度看,这强调了生物经济策略和支持工具应因地制宜,而非统一方法。在认知有限的区域,应优先教育、沟通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在财务或制度障碍更突出的区域,应聚焦专项资助、行政协调、创新支持和研究-产业-政策纽带。倡导联盟框架(ACF)为解读这些发现提供了有用视角,有效的政策发展需理解哪些行动者或联盟影响决策、哪些信念塑造其立场,以及哪些变化在现实中可行。由于次级信念通常比政策核心信念更灵活,生物经济政策工具在设计时应围绕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重叠领域。因此,本研究的建议之一是加强多方利益相关者平台,汇集政府、学术界、产业、森林所有者、非政府组织和地方社区,以识别共同优先事项、减少冲突,并支持更广泛接受的生物经济政策逐步发展。研究还显示,利益相关者普遍认同森林生物经济相关部门的重要性,案例间无显著差异,支持假设H4,表明森林部门可能为不同区域背景下的生物经济发展提供共同基础。然而,向森林生物经济的转型仍需关注具体障碍、支持机制和区域能力差异。实际建议包括加强研究-产业合作、支持示范项目、改善知识转移、开发区域适应性资助工具,以及促进结合经济发展与可持续资源管理的森林价值链。未来研究可扩展至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如公民、森林所有者、非政府组织),纳入更多区域视角,分析代际差异,并建立长期监测指标以追踪生物经济策略的进展与效果。总体而言,研究表明利益相关者对森林生物经济的感知因案例而异,更广泛的背景因素(包括制度环境、政策成熟度和社会经济条件)影响生物经济概念的理解与实施。这些发现对政策设计和战略规划有重要启示,生物经济策略应避免“一刀切”,而需适应区域条件、机构能力、资源可用性和利益相关者需求,因此区域敏感性的自然资源管理策略更可能获得利益相关者接受并支持社会、环境和经济利益的实现。